還錢給移工

這幾天的新聞，都彷彿為著政府暫停「外傭徵費」（sic.，俗稱「外傭稅」）兩年而鬧哄哄，甚至有僱主打算不如炒了個移工幫傭慳返筆。政府話咁做係為了紓解民困。等等，紓解民困？我們是否應該看看整個「外傭徵費」的歷史？當年政府推出「外傭徵費」時，要僱主每個月交$400，以「再培訓」本地勞工，但同時，移工幫傭的最低工資則由$3670減到$3270，即減了$400；換句話說，這$400其實不是僱主出的，而是在移工幫傭的口袋中壓榨出來的。隨著通脹，移工幫傭的最低工資是有所向上調整，現在是$3580的，但仍然比未徵收「外傭徵費」前的$3670為低，而這幾年香港一直有通脹，而這幾年港幣一直在貶值。舉例說，2004年暑假，我去菲律賓做NGO & Community Visit的時候，HK$1可以兌6.X甚至7披索，但係現在卻只有around 5.5披索。換句話說，移工幫傭實際所得減少並不止表面數字上的。

當說到暫停「外傭徵費」，如果不去理清這個歷史的話，是說不過去的。當很多個星期日，來自不同國家、地區，說不同語言的移工幫傭，都在爭取「加人工」，我們看得到嗎？不，我們看不到，電視新聞報紙新聞沒有報，於是我們當沒有事發生；於是，有僱主可以為了把那原本屬於移工幫傭的「外傭徵費」袋袋平安，炒人再請！仲介公司一邊話要搞到我今朝要來排簽證一邊騎騎笑，又可以兩邊都有錢收，僱主話我除笨有精，賺唔晒$9600，都袋返兩三千，最慘的係那些被提早解僱（可能再續約）的移工幫傭，無辜辜又要畀仲介吸血，嘔三個月人工請來當仲介。這些我們有看到嗎？我們看到了又是否當看不見？

是的，「外傭徵費」暫停兩年，政府話紓解民困喎，卻故意不去說出這$400是從移工幫傭口袋拿出。那些拿拿淋炒人的僱主，我真係唔知道點形容；如果有一日，他／她們的人工被減了$400給政府，有一日政府話唔再收$400，把那$400給了他／她們的僱主，他／她們會點樣想呢？好可惜，因為移工幫傭在這個社會沒有被界定為公民或人民，紓解民困變成唔關佢事。政府係要還錢，但還錯了對象，不過，在政府的眼中，移工幫傭不算民，於是繼續唔理。

蘇屋

街尾的巴士總站依舊住滿落難神仙
阿婆上完香就拉著行李車離去
從前那裡有個職工飯堂
光顧的多是附近的大叔
不想回家午飯的小孩不敢開口買麵
只好望著趴在地上的狼狗然後閃去買雪條

長型公屋的樓梯都裝上大閘
我只能在夾縫中偷偷望進
樓梯口老人閒聊的安樂椅變了保安櫃檯
我沿樓房兜圈總遇不上有人開門
只好寄望幾日後再來
竄上踏過單車的走廊

於是我沿著往日的路走著
辦館的門早已鎖上
茶餐廳仍在
價錢和十多年前好像沒有分別
以前走過的通道都加了大閘
水電舖的隔壁
多了重建社工隊的辦事處

我走到文具舖
以前我常在那裡打電話回家
老闆的頭髮變得灰白
我問他還有沒有拍紙簿
他瞄了瞄我，從頭掃到腳
現在，只剩這種了
至於那發黃的菊花拍紙簿
一如對面馬路的車房和小巷
淹沒在怪手颳起的塵暴中

二００七．十一．二十七初稿
二００七．十二．二十六修訂

註：本詩曾獲2008年度香港大學新詩獎亞軍

書店

書店，對於我來說，絕對不應該只是一個買和賣的地方。在一所書店裡面，可以發生和應該發生的事，絕對比買、賣得多。在這一種desperate的dot com世代，當一切關係只剩下買和賣的話，那麼我們還要一間實體商店來幹麼？在這一種desperate的dot com世代，買和賣都是Click、Click、Click、鍵入、鍵入、鍵入，然後貨品便從一處不知什麼地方來到你的家門前，或信箱，或郵局；一切的關係都是這麼的不存在，除了你和你的滑鼠。

社區運動的朋友、另類經濟的朋友，都會說，實體的小商店給予我們的不只是買和賣的空間，更加是一個資訊交流的平台，還有，更重要的，是人情味。這幾組形容，用諸書店上，我都認同，不過我想在多說一店：書店，更應該是一個作者和讀者的一個平台，而作者和讀者又不是二分的；在書店裡，會發生，也應該發生一場讀詩會、分享會，而那不是一個PR式的簽名會。是的，我們都知道，大出版社同連鎖書店都好識做，那一種排了幾百人的一粒鐘的握手簽名會，那一種作者和讀者截然二分，處於不同權力位置的握手簽名會，這不是我心目中的一種交流。

那是在某個下午，或傍晚，一個作者出了一本書，沒有台上和台下，而你甚至也不曉得你是否應該把讀者叫作只是讀者，還是作者的朋友；哦，當然唔係分享會完左大家拍拍籮友就走，分享會等最終也有為書店帶來收入。問題係，我們見到一間又一間的小書店出現經營危機，而它不外乎是成本上升，而又當我們理解到，小書店和作者、獨立出版社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譬如只有這些小書店才肯放這些作者、這些獨立出版社的書上架，我們又有什麼事可以做呢？

消費者運動有一個倡議，叫做共同購買，意思係透過消費者collectively直接向生產者購買，bypass了中間商的層層剝削，最終令雙方都得益。譬如說，我地在惠康百佳買到的一斤菜，可能要$10，但係傻的都知道惠康百佳係唔會用$10向菜農買菜，可能只係用$4，即惠康百佳賺了中間差價；如果透過共同購買，消費者直接用$7向菜農買菜，則彼此都可以得益。當然買書唔同買菜，好難話共同購買，但係中間商剝削其實係存在的。以香港為例，那些出版、發行、書店都開埋的連鎖集團，其實是幾壟斷市場的。有獨立出版社或中小型出版社自己做唔到發行，就畀三中商做；問題係，其實三中商係分店多，但係等唔等如就係幫到作者同埋出版社；而如果呢群讀者唔少都去小書店買書的話，實際情形就會發生咩事呢？

Let’s say一本書標價係$100，香港的小書店公價係八折到九折，take中間數，$85。三中商發行，批畀小書店，$70，其中只有$50畀返作者+出版社。Therefore，你在小書店用$85買一本書，書店收到$15，發行拿了$20，作者+出版社得$50。一間書店，舖租燈油火蠟都係成本，其實佢真係賺唔到幾多；對於作者+出版社，印刷乜乜柒柒亦都要使，而作者亦要生存的；而如果，一個作者同埋幫佢出書的出版社，都realize小書店的重要性，不論係讀者的聚腳地，不論係佢作為一個令好多事情possible的空間，其實都應該做些事。或者，作者+獨立出版社唔能夠再妄想佢的書要間間三中商都有，不如自己做返下跑腿，回歸一種更基本的方式，跑下小書店，然後批六折，也就是上面例子批$60給小書店，對分了中間發行商的剝削，唔係對大家都更好咩？而呢種更好，背後所說的，不只是錢，而係對於一個空間的信任，對於共同營造小書店這個空間的一顆心。至於連鎖大書店，都不一定去放棄它，只不過去返一個好根本的問題：一間書店只是一個買和賣，然後department store式的歡迎光臨謝謝的一個地方呢？

延伸閱讀：

有河book　隱匿：最有名的短命書店 686：想像一家書店

小小書房　沙沙貓：誰需要獨立書店──獨立書店的困境與出路（一）（二）（三．完結篇）

要賑災，不要發死人財

蔡小姐跟我說，在四川大地震發生後，她老闆拿了幾部手機出來，說要義賣賑災。蔡小姐附加注腳，呢幾部手機都比平時抬了價。我估計，以她老闆那種連一百元一件的員工制服都不肯出錢要員工自費，舖頭唔見一部手機就要全舖店員夾錢賠的人，絕對不會把那幾部手機賣到的錢，或者扣除成本後的全數收入撥去賑災的。我估計，他只會賣到的唔知百分之幾多捐出去，可能是抬了價的那個部分，或者更少；如果更少的話，那就是分明去發死人財。

每逢發生天災，尤其是那天災在中國發生，我城不少店舖，從連鎖大鋪到街邊小店都會發起籌款賑災、義賣賑災，這是最基本的人道；可恨的是，在這些籌款過程中，往往有人混水摸魚，發死人財。發死人財的人，有話籌款賑災點知自己走去袋袋平安的；也有八卦雜誌今期封面唔出大波妹唔出走光相唔出偷拍出災難專輯，讀者在旁觀在消費他她人的痛苦，八卦雜誌賺了錢又不見把錢捐給災民；有連鎖商店大大隻字寫支援遠方近方的人們，把收入的唔知百分之幾捐給慈善機構，然後借機鼓勵消費愛心，把愛心量化，把愛心化作幫襯它多賣幾十元；對這些連鎖店來說，那百分之幾的捐款，隨時平過去賣廣告。

街市的檔販讓我感到，他她們是真的義賣，真的把營業額捐去賑災，而捐完之後他她們的面貌仍舊是模糊的，不可能當作賣廣告的。我不明白，有報紙在頭二三版大大隻字賣某某明星某某富豪捐幾錢賑災的意義是甚麼，能幫助災民能問責減輕災害帶來的禍害嗎？還是只是變了明人的宣傳？不錯，這種要讓全世界看到你捐款的，其實無異於發死人財。我寧願你真的能proper發揮你的影響力，躲在鏡頭背後好過。

人道當前，那些天譴論那些抵佢死論的人我們應予以譴責，那些發死人財的更要譴責，那些睇人點死然後覺得自己好幸福的消費心態也要譴責。賑災，以及一切形式的救援，以及一切適當確切的問責，是不能分開的，理由不是甚麼宏大龐大的，就是這麼一個基本簡單的人道立場！當然，我是有底線，我不容許基本的人道變成有人發死人財的，所以我會看清楚那些錢捐去邊度的才投入款項；而人道當前，我不認為是有國族分野的，當我捐了二十元給四川賑災，我同時捐二十元給緬甸賑災。麻煩那些天譴論的朋友，你妳們應當弄清楚，天譴的對象是那些A了賑災款項賑災物資發死人財的人。

網站不良訊息檢查系統

有誰可以告訴我，這個網站不良信息檢查系統是kuso的， 還是認真的？呢個網站係咁的：第一排字寫著：「構建和諧社會，人人有責！全體站長動員起來！」，下面有張banner，「喜迎中國共產黨第十七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然後你打入網址，就會check到你網站的「不良信息」。

姑且一試，本blog結果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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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令人搞不清是真的在幫助國家機器，還是國家機器的惡搞，還是在惡搞國家機器

給孩子的一課最壞或最好的公民教育課

今早出門，路過屋企樓下的幼稚園，望入去，師生（或許還包括家長）都穿上了紅衣；然後，在走向地鐵站途中，看見有人穿著「中國加油」的紅衣或貼著這樣的貼紙。不錯，早幾天政府和一些由社會菁英、所謂的「賢達」組成的所謂的「民間」、「社會各界」呼籲穿紅衣，以示支持北京奧運，中國加油。尤曾姓的政府高官再加把嘴，叫大家今日唔好晾衫出街，以show香港最靚（而唔係最〔接近〕真實）的一面給人家看，以免影響市容云云。點解「支持北京奧運」就要連上「中國加油」，或者兩者真正的關係、代表的意義，叫人穿紅衣的人無答過。然後公務員團體的上司要求下屬要貼上「中國加油」的sticker，贊助商、地鐵公司、社會菁英也要求自己的僱員和下屬貼上「中國加油」的sticker，學校叫學生著紅衫或者出來揮旗仔，甚至有學校收起全校的橙色帽－－這樣就代表你／妳「愛國」、「支持北京奧運」、「中國加油」，而留意這三個詞彙總有意無意加上一個等號；以這樣「簡單」的方法代表或消費著愛國主義以致國族主義，而且不用或不容討論這種情緒背後的問題，真是給了孩子一課最壞的公民教育課。

這是給孩子的一課最壞的公民教育課。當穿上紅衣的家長帶著（不知道為甚麼自己會）穿著紅衣的孩子走在尖沙嘴或灣仔或任何一個奧運火炬傳遞會經過的地點，見到火炬手跑過，就吶喊「中國加油」或者「Beijing / China, Go Go Go」之類的口號。當有一個或多個穿著橙色或其他顏色的衣服的人站在紅潮當中，發出了不同的異議聲音，例如「Stop Killing in Darfur」、「Beijing Olympics, We are NOT ready!」、「Free Tibet」、或者「民主加油」、「人權加油」，即被人搶去或試圖搶去他／她們手上的banner或標語，被以最情緒化最國族主義的「問候」「你係唔係中國人」、「漢奸」、「traitor」或者「This is not your country!」，甚或被推撞被打；當支聯會經過半島酒店呼喊「民主加油」、「人權加油」、「平反六四」、「釋放胡佳」的時候，就被國族主義者回以「中國加油」或者罵為賣國賊之類的，而原本（可能）只是看熱鬧的迎火炬亦加以呼喊。你／妳知道嗎？你／妳在給你／妳的孩子在上一課最壞的公民教育課，你／妳在身教孩子，在國族的榮耀，國族的出頭天，在這「高興」的日子裡，一切異議聲音都不應該也不得出現，一有出現就得消滅。出頭天的心態，其實來於心中的自卑，而把所有的異議都打成（即幻想成）邪惡的他者，這個邪惡的他者以不同的名義出現，有時名為反華勢力有時名為漢奸賣國賊，然後你／妳自己就可以posit一個被迫害的正義者的態度出現，這種集體的自卑、出頭天的心態聚在一起，就以最自大的方式出現，所有異議聲音必須被消滅。當你／妳的出頭天心態遭受異議而要消滅異議時，你／妳說這是愛國，其實你／妳是教孩子做納粹黨，做法西斯主義者。

當然，那些揮著最大的國旗的人，在以吶喊中國加油罵人漢奸來回應所有異議聲音時，總會有現場的人不是這種亢奮狀態；會有人找著舉示威牌的人合照。當你／妳看到以國族的榮耀回應民主、人權的訴求時，你／妳不會加把口去附和國族主義者，而你／妳和孩子在看著，國族主義是如何的不容異議，不容民主，不容人權，這可能是最好的一課公民教育課，讓孩子好好警惕，國族主義，或以族群民族主義的變裝出現的，是多麼的危險，多麼的不包容。你／妳願意以這眼前的一切，去教孩子，甚麼叫「雖然我不同意你／妳的觀點，但我會誓死捍衛你／妳表達意見的權利」（當然不包括racist, sexist and fascist這些非常不包容兼暴力兼排他的言論）嗎？如果你／妳願意，眼前這個類法西斯的國族主義場面，將會是給孩子的一課的最好公民教育課。

我走在尖沙嘴的街頭，我看見在紅潮下總是有一批又一批的人穿著Coca Cola的紅衣，或者Samsung的T-shirt，戴著Coca-Cola或Samsung或任何一個贊助商提供的cap帽，打著這些贊助商的棒棒；甚至在新聞裡看見有學生被動員去「支持奧運」是要被指定大喊贊助商的名字。這一切一切，我深信，這是給孩子上了一課最好最好的公民教育課，讓他／她們親眼看到國族和資本是如何處於一種共謀的關係（如果不是共犯結構的話），讓孩子親眼看到奧運如何離不開國族和資本，或者說國族和資本是如何無孔不入。

這究竟會是給孩子的一課最壞還是最好的公民教育課，也就真的在考驗著你／妳，尤其是作為老師或者家長的讀者。你／妳們希望孩子成為國族主義者（如果不是憤青的話）還是具批判思考，也就真的在看你／妳在怎樣給孩子上一課公民教育課。不幸的是，我們的政府、社會菁英和所謂的「賢達」，都在給孩子上一課最壞的公民教育課，卻口裡在說給孩子上了一課最好的公民／國民教育課。

延伸閱讀：

李智良的整理：Whatever that is called the Olympics

熊一豆：捉蟲(3)—理性

Kursk老師的：與學生上一次「紅橙」通識

Johncoal老師的：你今日紅色黑色定橙色？

小奧私陸：我們不要紅衛兵

李智良：赤色人寰

梁文道：如果你愛國，你會做出這樣的事嗎？

入境告示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

熱烈歡迎各位旅客抵港

入境前請先填妥入境表格

請清楚列明閣下的姓名出生日期性別國籍

護照編號抵港航班在港地址

來港目的在港行程喜愛顏色政治取向性傾向

填妥後請交給我們的關員並到前面檢查行李

紅酒免稅香水免稅香菸限攜六十支

未檢疫動植物鎗械軍火橙色衣服不准入境

五星紅旗正版福娃請走特別通道

青天白日滿地紅旗請放下

港英澳葡旗幟必先更換

台灣建國東突獨立旗幟必須銷毀

雪山獅子旗原機遣返

機票自理

二００八．四．三十

拒絕去政治化的幌子──兼答P和M兩位同事

當本雅明 (Walter Benjamin) 寫〈機械複製年代的藝術作品〉時，他面對的處境是這樣的：納粹黨以美學的語言，也就是以去政治化、非政治化的語言，包裝最政治的目的。當當權者以美學來包裝政治，把政治美學化的時候，我們要把藝術真正的政治化。「『讓藝術實現，即使世界得滅亡』，這就是法西斯主義的口號 」，本雅明如是說。

是的，當權者都喜歡把最政治的事說成與政治無關，當有人希望把裡面的政治的部份重新指出，當權者及其共謀都會搬出XX不應該與政治混為一談。台灣文壇在經歷了泛政治，即以最明刀明槍的反共戰鬥文藝的1950年代以後，其中不少人，到了1960年代，就改行寫現代主義文學，要下注腳的是，當現代主義被譯介至台灣時，都變得decontextualized，「不再激進，無刺無毒」（張俐璇　語）。對如威權體系內的當權者來說，這種轉向是有百利而無一害的，反共戰鬥文藝的鋒芒會令人心寒，表面「去政治化」的「純文學」則可營造那種「自由」的假象；更重要的是，反共戰鬥文藝無可避免帶有現實指向，一個銀的兩面，這種現實主義的傾向則會勾起威權主義者不欲看見的，針對當下社會現實的不公的文學作品的出現；去政治化的arts for arts’ sake正好讓當權者不用擔心這種不欲看見的情況出現。換言之，去政治化可以成為當權者的避難所；這樣的話，難道「去政治化」真的是非政治的嗎？1970年代末，當含社會批的判的「鄉土文學」作品（王拓「正名」為「現實主義文學」作品）出現時，率先發難攻擊「鄉土文學」的彭歌（國民黨黨報總主筆）和余光中指責鄉土文學有政治目的，是受中共統戰的，是提倡「工農兵文學」，接著（親）黨國體制的作家們，都撰文說文學應該要溫柔敦厚、不應揭露社會的黑暗面云云。從鄉土文學論戰中，我們不難看出指責別人政治化的，其實也帶有政治目的；指責別人（泛）政治化，其實是掩飾自己都非常「政治」的。

當世界各地有人因為種種不同的議題，抗議北京奧運，或藉著奧運聖火傳遞時示威或搶聖火以讓其議題被看到，或呼籲杯葛北京奧運，中國不論政府或民間（包括港澳及中國留學生）都在重覆述說奧運應該和政治分開、不應把奧運政治化云云。等等，奧運甚麼時候不是政治化的？從被認可參賽一刻開始，已經是政治的行為。為甚麼某地的某甲不能和朋友組隊參加，而一定是以奧委會為單位，而奧委會又以政治實體為單位，難道不是政治的事情嗎？好，即使只說政治實體好了，為甚麼台灣選手不能以「台灣」或者「中華民國」的名義參賽，而要以「中華台北」的名義，儘管那個選手的家鄉可能是宜蘭或者台南，而中國媒體報導的時候，口又會說「中國台北」，難道這不是政治的事情嗎？或者有人會反駁，用「中華台北」這個「中性」的名詞就可以「避免」「政治化」。對不起，這就更加說不通了，因為你的「避免」「政治化」其實更是出於避免直接或間接承認「一中一台」或「兩個中國」的政治上的尷尬，難道你還能說不是政治化嗎？如果奧運真的和政治分開，那為甚麼傳遞聖火的火炬手要千挑萬挑，某些城市的市長議長紛紛爭做火炬手？說不應把奧運政治化的朋友，你／妳們會叫那些市長議長滾蛋嗎？現在，在說不應把奧運政治化的人，通常後面都有這幾句，甚麼「為北京奧運加油」、「中華兒女」怎樣怎樣、「中國人站起來」、甚至是「反對藏獨」云云。難道這些國族主義的宣示，國族的榮耀的宣示，就不是政治的事嗎？對於官方來說，越是把奧運說成「非政治化」對它越是有利，這樣的話，胡佳可以不談，人權可以不談，「因為這些都是政治的」，而恰巧「因為這些都是政治的」這句說話就是最政治的考慮。對於民間述說「不應把奧運政治化」的人，不管你是否親國族或只是條件反射式的，而忽略了這句說話是多麼政治化的，你／妳們又無可避免落入某種國族主義／榮耀的「共犯關係」中。爭著在MSN或者facebook向國家國族示愛的，其實就是在幫助把政治美學化；而把(L)變成(U)，把愛改成不愛，只是政治美學化的遊戲中向它say no，並沒有指向政治美學化，把最政治的事情說成與政治無關的問題所在。

本雅明說：「在荷馬的年代，人們是奧林匹克山諸神的凝視對象(object)，現在是其自身的凝視對象。這種自我異化(self-alienation)已經到達一個程度，可以經歷自我毀滅，並以自我毀滅作為一等的美學快感。這就是法西斯主義政治美學化的情況；共產主義的回應就是要讓藝術政治化。」當最政治的事情要把自己說成「非政治」，並以種種「美學」的東西替其宣傳；當國族主義者對著電視鏡頭說自己願意以身殉國死護聲火，我不知道他是真pervert還是pervert fantasy；在這種情況下，我們還是害怕「政治化」的帽子嗎？我們還能不把去政治化的最政治的部分說出來嗎？

延伸閱讀：

葉蔭聰：〈最後誰要閉嘴？〉

弱慢：〈北京奧運及其不滿(1)：當「我們」團結在一起？〉、〈北京奧運及其不滿(2)：國族噪音〉

Grace Wang: Caught in the Middle, Called a Traitor

梁寶山：〈讀書－藝術家是滋事者〉

木焱：〈鎮壓西藏〉

鴻鴻：〈我現在沒有地址了〉

[推薦]深水埗民間規劃方案

深水埗重建關注組方案：

一）規劃方案之原則及實踐方針：

1) 以人為本、可持續發展的原則：以《市區重建策略》中「以人為本」的原則，希望不破壞我們原有街坊的生活質素為最大原則。可持續發展，顧名思義，就是在社區原有的優點，人們原有的生活的優點，應予以保留，再在好的環節上面，再加以發展，至於一些需要改善的東西，則予以改善──這樣才是「可持續」。近年的社會發展已展示了推土式發展的盲目與危險，我們希望房協和發展局可以以史為鑑，真正以可持續發展的原則去發展我們這個社區。

2) 多贏、可行的原則：以 《市區重建策略》中「以人為本」的原則，希望不破壞我們原有街坊的生活質素，同時又讓社區有更新的機會，亦讓房協在此中可以有收益，更連地產商亦可以得 益。故此，我們選擇了盡量將參與這個留低方案的舖戶，盡量組合在一起，以方便重建地盤中其他樓宇的拆遷工程，亦令到不用清拆的幾個號碼的地積比率可以轉移 到地盤內新建的樓宇中。同時，我們提議的方案在時間上是最快、可以既留人又開展到重建的方法，各街坊也情願留在社區，以一呎換一呎的的舖換舖方法，放棄賠償，希望通過街坊的讓步，可以令多方達致多贏的結果。

3) 公平原則：我們想有個公平原則，意思是希望我們由原舖搬到新地點的方案，並非籍此希望獲得比以前更優厚或更差的生活條件，而是希望同時保留舊樓與地下舖面，因為留在舊樓，我們才有能力負擔，不需要房協或政府提出任何另外的金錢優惠。

雖然關注組邀請了學者與專業人士為本方案提供協助和給予意見，但限於資源的問題，加上方案只牽涉重建地盤內極小部份的地方，方案提出的方法亦相當簡單，故，本方案只會提出一個基本可行的方向，至於細節部份，則希望留下討論的空間，與相關的政府部門商討。

二）規劃方案之實踐方式：

甲)空間──搬遷方式：

我們將很想留在原區、不想接受賠償搬遷的街坊分為三大類，並進行原地保留或搬遷︰

1)三間車房及一間閣樓舖──保留福榮街502B-504B讓其遷入：這包括哨牙林補車軚（現址興華街5號）、金泰汽車（現址興華街11號）及大眾膠輪（現址元州街422號），他們需要一些可以泊車的街道，青山道這種旺街，反而不適合他們，所以他們之前一直在元州街、興華街及福榮街。地圖中可見，K22這個形狀，我們保留福榮街中間的一段（502B-504B），不會太影響地盤，因此便認為應搬三個車房連閣樓進去。

新忠花店的閣樓舖也會搬到這個地方，至於是否地舖，基於公平原則，它可以是，也可以不是，端看商討結果。

現時許多新樓都不願租給車房或其他有工場的行業，所以他們很難找到新樓繼續經營，而舊樓則愈拆愈少，所以他們很難找到店舖。當中哨牙林補車軚的舖面是兩面單邊，兩面皆可泊車，現在難尋；金泰則前舖後居，他亦難以在現存地方中找到前舖後居的單位。大眾膠輪則擁有1050呎地舖加1050呎 閣樓，再加一個樓梯底舖，當中空位可放三台私家車，再加數輛電單車，舖位樓高可以容許周先生在天花制架存貨。閣樓則是貨倉，可儲放大量存貨、單據文件，另 後巷及前街可暫放器材工具、門前馬路可以停泊兩排車。如果要這三間車房將舖面、貨倉、生活空間拆開來，他們將要有更多員工才能成事，因為當倉、車房分別位 於不同地方，零件搬運等事皆需找人特地遠道往還。這樣除了一方面成本增加，另一方面費時失事，同時，亦有部份車房不可能再負擔增加員工的開支而無法營業。

其實興華街轉角、元州街一帶車多人忙，實為旺地，他們搬往福榮街，其實已經較舊有舗位的條件差了一點，唯他們需找尋適合經營及大小合用之單位，亦需門前可停泊車輛。故他們亦肯搬往福榮街502B-504B的地段。

2) 檔仔──將青山道410號地舖拆成四個小舖遷入四個檔仔：

比如友聯電器（原址青山道389D2號地舖連閣樓及後巷工場）、菜檔（原址青山道389號地下C舖連閣樓）、潘拾園藝（原址興華街23號後樓梯舖），以及朱記報紙檔（現址青山道404號樓梯底街檔），我們都將之歸為「檔仔」類。它們都是小舖，我們會拿現存「新德記」（青山道410號地舖）的那個面向昌華街的舖位，拆成四個小舖予他們遷進。他們之前在昌華街及青山道，都是很旺的地段，如果搬遷，他們很難全都面向青山道，唯有「蝕底」一點，選擇靠近青山道，面向昌華街。

關於「檔仔」，一來他們有些已經不用再交租，另一些就算要租也只是二三千元，他們只能夠在低廉租金下才能維持生活及生意。他們現在找到的舖位最便宜也超過9000元， 而且是在樓價未升之前，所以他們現在很難找到適合舖位。如果他們要搬，即使有大舖亦無用，他們有些只需幾十呎地方，有大舖的話他們既要捱貴租，亦用不了那麼多地方，但本區最小的舖位也是百多呎，他們得物無所用，所以最適合他們的就是租金便宜的小單位，故此他們選擇了面向昌華街的分割舖位。

其實，這對幾個做生意的檔口來說犧牲也頗大。朱記報紙檔的舖位本來面向青山道，而且是雙數號碼有巴士站那一邊，人流很好，在方案中卻縮在昌華街。另外菜檔和電器檔本來向著興華街，也是人流很旺，現轉去了人流相對少的昌華街，也要做出適量犧牲。不過，為了保存其客戶和社區網絡，他們也願意作出這個犧牲。

另外，菜檔、電器檔、報紙檔，都只是街坊生意，他們主要服務在附近上班、工作及居住的居民，朱小姐舖位的客人多是的士司機、保安 員等，黎生客路是舊區居民及天台戶，菜檔主顧則是樓上樓下的居民，所以留在這區當中變得十分重要。如果他們要找新舖位，可能需要離開這區，到時可能不比這區旺，而且租金只會更貴，亦失卻了本區的網絡、元州邨和蘇屋邨的街坊客。

潘拾園藝方面，他只需擺放工具，但再高就走不了，因為他最長的工具有11呎， 擔心走太長的樓梯會平衡不了，會出意外。他以往只找地舖的後梯，令他不用走樓梯，如今很多舊樓已被清拆，所以這亦是他難以再找到同類地方的原因。潘伯亦曾試過找工廠大廈，唯因年紀老邁，加上患有心臟病，有時工具太重會負荷不了。

3)青山道的大舖──保留青山道404-408號讓其遷入，當中一間原址保留：

這有現址406號的蘇記茶莊、395號的富貴城遊戲機中心。

蘇記茶莊只想原位保留，此亦為已仙遊的創業者蘇 老先生所願。青山道對面，即「單數」那邊，有一間富貴城遊戲機中心，此遊戲機中心亦 會搬到青山道昌華街那邊，以盡量將舖位組合在一起為原則，盡量不影響拆遷工程。

蘇記茶莊，他最想就是原地保留，一來是因為蘇老先生的遺願，另亦因當地樓底高，很通爽，適合保存茶葉，而昌華街入青山道的轉角位置亦人流十分旺。青山道有分單數則及雙數則，雙數則是巴士站的集中地，亦是舖價最高的地方，在巴士站後面，容易招徠街客，蘇屋邨街坊亦會來買茶，而搬走了或已移民的客人亦會憑卡片找來，他們怕搬走後會失卻廿多年來的老顧客，所以他們想留在這條街。

不過遊戲機中心的牌照有需要政府的特別照顧──由於現時法例對遊戲機中心的規管，執業許可牌照是跟地址的，而牌照之批出與否，則視乎附近有沒有學校、另一間遊戲機中心等，因此，是十分難找到新舖，而且一搬舖位，所有東西及申請程序都要從新再來。

4)社區用途──青山道404-410號及福榮街502B-504B的樓上住宅空間：

整楝樓會保存，樓下地舖會如上述讓想留下的商戶集中，而樓上就會空置出來，我們建議可用作社區用途：

l 新移民婦女及東南亞新移民支援中心：據參與方案的街坊平日觀察所知，深水埗重建區及周邊一帶，因多租金便宜的住宅，故多有新移民婦女，很需要支援服務和托兒中心；

l 公共使用的社區中心：在K20-K23這一帶，雖然有社會服務，卻沒有社區中心，就近的一間也要走到屋邨範圍，但其實在公屋邨裡的社區中心，也無辦法再容納對舊區這邊的支援，而對街坊而言也稍嫌遠，故，建議可以在樓上設置讓街坊有閑暇活動的社區中心，可以由非牟利機構來營運；

l 駐場藝術家：近年已有不少本地藝術家認識到舊區的美和意義，也樂於以舊區做創作題材，重建區的街坊就曾與許多藝術家合作。建議可以公開招標的形式，招請駐場藝術家，如此也為將來的新社區生色不少；

以上幾點是由街坊的生活觀察所得出的建議，當然亦不排除有其他的社區需要，可以透過簡單復修樓上的單位而再利用。

乙）時間──分期搬遷清拆方案

這個分期搬遷清拆方案是可以達致既留人，又可以在最快的時間內開展到重建工作的方案，最快可以在一年內，街坊搬遷妥當，而地盤內需要清拆的樓宇又可以開展清拆工作：

1） 集中在福榮街的三間車房及一間閣樓舖：

　由於這幾間舖都是搬去福榮街502B-504B，而三間車房都分別有閣仔和閣樓，建議可先清拆福榮街502B-504B的三樓至六樓，留下地舖和二樓，讓三間車房和一間閣樓舖搬入。

　預計這種清拆只需要數個月時間，搬遷只需數個星期，而搬遷一完成，旁邊的樓宇就可開展清拆重建。同時，福榮街502B-504B的地積比率又可轉移給旁邊樓宇，對發展商亦有利。

2） 集中在青山道的大舖和檔仔：

這些店舖分佈在K20、K21和K23的重建地盤內，而在我們的方案中，他們全都會集中在青山道404-410號的地舖。最快的方法，就是在清拆福榮街502B-504B的三樓至六樓的同時，所有店舖先行搬遷集中到該處。其實，部份商戶如蘇記茶莊其實不用移動，這個搬遷只需時一個月便可以處理妥當。

　因此，計劃開展一個月後，本來在K21和K23重建地盤內的想留低的商戶的店舖，就會可以騰空本來的空間。換句話說，此計劃開始一個月後，K21和K23的重建地盤內所有樓宇，就可以開始清拆。

丙）財政──多贏方案

這個方案將不會影響重建地盤中其他樓宇的建造樓層，甚至可將保留的建築物的地積比率轉移給旁邊的樓宇，對房協及發展商可以在重建項目中所獲的資金，幾可以說沒有影響。同時，為留在這社區中生活，參與規劃的街坊都願意放棄賠償，以舖換舖的方法，希望令多方都享有多贏的結果。

方案及研究全文，歡迎用力轉貼

這是殖民主義啊！

當吐蕃／圖博／藏地（中國中心的說法叫「西」藏）的藏族人和東突厥斯坦（中國中心的說法叫「新疆」）的維吾爾族人以比昔日不「尋常」的方式，讓別人──包括「我們」這些漢人──看到「他們」的「存在」和獨立的要求，「我們」才彷彿驚覺，「他們」是存在的。

在香港，我們是這樣「得悉」拉薩的騷動 (unrest)的：首先是各個電視台統一地使用中央台的片段、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官方定義、定性和呼籲。這其中沒有甚麼前因後果被提及， 所謂的「前因」，也只是在覆述官方的三幅被：甚麼境外勢力策劃、極少數分離主義者blah blah blah…. 在這個階段，我們甚至分不清我們是在看TVB, ATV, Cable還是CCTV？然後，在除了《蘋果日報》用「示威」外，其他媒體都把事件說成「騷亂」或「暴動」(riot)之後媒體才有記者被派到現場，我們才再開始一點點的分到這是TVB的報導那是ATV的報導。在這之前，我們是基本上是聽不到「民族」／「族群」這個因素在裡面的。3月16日TVB的午間新聞，記者哥哥終於提到族群間的矛盾；不過，這個提及，是這樣子的：記者哥哥說他早上從一個漢人司機上聽到的，漢人司機早上和一個藏族青年說，其實這幾年經濟也不錯呀你們為甚麼還要出來搞事，藏族青年說，你們漢族人覺得沒有意義的事對於我們藏族人來說並非沒有意義的；記者哥哥於是得出這樣的一個結論：可見兩族的人仍然有不同的價值觀。那一刻，我真的想對他說，笨蛋，這不是價值取向的問題，這是殖民主義啊！

或者你會問，這怎會是殖民主義的？「西藏」、「新疆」是中國的一部份，怎算是殖民地呢？不錯，一般來說，我們所認知的殖民地都在「海外」：如歐洲列強在亞洲、非洲、美洲建立殖民地，或者近近地如日本，在韓國和台灣建立殖民地；但，這並不代表，殖民地不能在本國的旁邊。對於一些歷史事實，我們不能否認：日本是武裝併吞琉球／沖繩和蝦夷／北海道，中國是以武裝併吞藏地和東突厥斯坦的。或者你又會說，現在的「西藏」和「新疆」不都是自治區嗎？自治區的主席都不是漢人啊。是的，不過，殖民者通常都會扶植一些土著菁英管治其他土著，中國歷史上不是也有「以夷制夷」，日本侵華期間不是也有扶植華人菁英以華制華嗎（也就是持中國正統史觀者所說的「偽政權」）？Allen Chun曾經指出，中華人民共和國現行的民族政策是以單一民族為主導下的多民族國家；表現在現實的政治環境中，我們不難察覺，在這幾個主要的自治區，相當於省長的自治區主席是非漢族人，但該自治區的黨委書記仍然是漢人。表面上，這是兩個系統，但其實在黨大於國這個處境底下，不難發現這個自治區主席就是土著菁英的頭頭，也就是港英末年的華人布政司陳方安生。

殖民之所以能成功殖民，不能只在武裝併吞，還包括種種不同的，psychologically的、經濟上的、文化上的，所謂的西部大開發，其實就是一場使這個「內部殖民」更加徹底，大規模的settlement、開發、資源略奪與剝奪，並透過種種思想的「教育 」，或統戰，試圖令當地的原住族群相信殖民宗主的那一套concept；當殖民變成了內容事宜，那麼，殖民的剝削和反抗就變了國家內政，任何的呼籲都會變成了「外國勢力干涉我國內政」，然後把其消音。說是為了安全，禁止外國人（對藏族人來說，漢人又何嘗不是外國人？）踏足、驅趕所有境外媒體（這個時候，香港的媒體對於中國政府來說，就不是「我國」的媒體），中國政府就能再一次防止事件的其他的演繹方法。

至於我們該怎樣看待騷動中的暴力呢？Kursk提出了一個可能性：會不會是假冒的呢？Even一切的事都是真實的，不是假冒的，也不代表我們可以用一句「暴民燒殺搶」就算，我覺得Frantz FANON在《全世界受苦的人》(The Wretched of the Earth / Les Damnés de la Terre) propose了一些看法。Fanon認為，非殖民地化始終是一種暴力現象：在殖民地裡面，世界是一分為二的，政權的中介是使用一種純粹粗暴的語言，並把暴力帶到被殖民者的家中和頭腦中；不幸的是，在反抗的過程中，被殖民者承繼了殖民者二元對立的粗暴，對於殖民者所建立的「所有土著都一樣地邪惡」理論，轉換為「所有殖民者都一樣地邪惡」。於是，殖民不論對被殖的一方與殖民他人的一方都造成嚴重的傷害。如果用Fanon的說法，現在吐蕃／圖博／藏地的騷動，以及維吾爾人的試圖炸機，就可以這樣理解：現在，他／她們就是不幸地承繼了殖民主義的粗暴，在反抗的過程中，不幸地依然使用那一種殖民主義者所設的二元對立（如居住區的劃分），於是，以一種「所有漢人都是邪惡」的方法作出回應，於是分不清一個漢族路人甲與漢族資本家的不同。

Jean-Paul SARTRE作為一個white-guilt的白人知識分子，和Fanon不同，Fanon把暴力看作必要的過程，但Sartre則為暴力辯護。Sartre認為，「在被殖民者無能為力的時候，他們共同的無意識就是殺人」。我多麼渴望，「我們」漢人不是只懂得self-victimized，不是只懂得批評Bjork大喊「Tibet, Tibet, Raise your flag!」是「傷害中國人民的感情」。我多麼渴望，現在有一個Han-guilt的漢人，走出來學Sartre說，我們漢人過往壓迫了這麼多人，我們漢人死掉一個，「就同時消失了一個壓迫者和一個被壓迫者：剩下一個死人和一個自由人。」不過同時，「我們」這些漢人，會對「我們」當中的壓迫者說：「如果死掉的漢人，不是壓迫者，就是為你們這些壓迫者而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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