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遙遠又親密──一個外人對台灣文學系所及研究的印象

初接觸台灣文學系所的研究,應該是從寫碩士論文時開始。我的碩士論文研究「華語語系比較文學」(Sinophone Comparative Literature),希望開拓一種能讓各種以廣義的華語文(Chinese / Sinitic languages)為書寫語言的文學作品和研究相互參照的可能的方法。不過由於時間及語言能力所及,其實論文內牽涉的主要論戰和作品討論,多集中在香港、台灣和馬來西亞的華語語系文學(Sinophone Literatures)。當時,指導老師知道我其中一個會引申討論的地方,是從文學獎開始的,於是她給了我一篇研究兩大報(中時、聯合)文學獎的論文;再沿此條路,我找到了成大台文所張俐璇2007年的碩論《兩大報文學獎與台灣文壇生態之形構》,這或許是我接觸台灣文學系所的研究的起源吧。

 

作為一個在外面的觀察者(或研究成果享用者),綜合地說我是極其依賴這些研究的史料整理及其分析框架,而我較為有所保留的,是在怎樣理解「本土」/「在地」形構與串連的關係、怎樣理解在地語言和強勢語言上的關係、怎樣理解那些中國中心論者。不過,這些也只可以說是保留,或是有商榷的餘地,但總體來說,還是裨益不少。真正令我心寒的,其實是某些佔據高位的台灣文學系所教授和台語文學論爭內的「戰將」。我碩論的其中一個大章,是論文學語言(及文化)的純粹和混雜性。在1990年代兩次「台語文學論爭」中(參見呂興昌、林央敏主編《台語文學運動論文集》),「交戰」各方,不少時候雖然立場迥異,但其邏輯與盲點卻出奇地一致:例如「非本土陣營」的陳若曦認為,大量使用「方言」書寫會窒礙閱讀,並認為統一的語言和文字有利於族群和諧,而提倡台語(指河洛語)創作將會損害生命共同體;陳若曦的盲點,在於其把「和諧」與「統一」混淆,並認為共同語(lingua franca)應享有絕對的地位,這無疑是延續過往壓迫性的語言政策。然而,這種邏輯卻跟「本土陣營」裡面的其中一個極端吻合:林央敏在極具爭議的〈回歸台灣文學的面腔〉一文中,宣稱只有台語文學才是台灣文學,並以為「以多數代表全體」是理所當然和自然的。可是,正如彭瑞金回應說,語言問題不能以暴力(包括制度與人數上的暴力)解決,即使以政治手段解決了語言問題,但剩下不以多數人口母語作為母語的族群又怎樣呢?在這裡,其實這兩種立場迥異的極端,其實都共同承襲著同一個邏輯或盲點:高舉單一語言作為單一共同語,並封殺了討論的空間。在壓迫其他語言使用者和其他語言創作者上,透過官方力量或是數人頭,所呈現的暴力其實分別不大,更弱勢族群的文化權利依舊排拒在外,他/她們使用母語的創作依然不會被正視。

 

文學語言的論爭無法獨善於政治之外,一個族群的語言怎樣才把政權認可作為官方(不論是否唯一)語言肯定是政治問題。我擔心的,是在這種過程中,會否因為妒恨政治(ressentiment politics)的關係,複製(前)殖民者的邏輯。寫碩論的過程中,拜到了這次「蔣為文VS黃春明」事件中的主角之一──成大台文系副教授蔣為文的兩本著作《語言、認同與去殖民》(Gí-giân, Gīn-tông kap Khì-sіt-bîn)和《語言、文學kap 台灣國家再想像》(Gí-giân, Bûn-hảk kap Tâi-oân Kok-ka Chài-sióng-siōng),真是教人嘆為觀止。蔣為文認為當法國殖民越南時,以法語取代漢語,成功把越南脫漢(去漢化),並使日後越南更容易建立自己的國族身份;質疑為什麼日本殖民台灣時,不取締漢字,並認為若當初日治時期取締了漢字,並以假名書寫,日後脫離殖民統治時,台灣人國族意識醒覺的話,就自然會使用更「國際化」的羅馬字。在蔣為文的邏輯中,似乎任何能去漢化的政策都是可取的,其無視日本皇民化與國民黨的國語政策背後邏輯的大同小異,而自己對待前殖民者語言(漢語)的態度,就與國民黨政府對待日語的態度無甚分別,都以同一邏輯運作。

 

當蔣為文向黃春明嗆聲時,其狹隘、本質論的文學語言想像,可謂暴露無遺,更可悲的,他背後的邏輯,與他所要對抗的殖民者的邏輯其實無甚分別,更加窄化了台灣文學的想像。幸甚,在這次「蔣為文VS黃春明」事件發生後,不少台灣文學系所的老師、舊生和學生,及台灣文學的研究者都紛紛寫文章,表達一種更多元、更容讓討論空間的台灣文學想像。這次「蔣為文VS黃春明」事件,變相成為成大台文系(所)的內爆,更可以讓外界知道,台灣文學系所所關心的、所提倡的文學(史)觀,並不由部份研究者或教授所壟斷,期許這次事件將更拓闊台灣文學研究和台灣文學系所的可能。

 

從華語語系比較文學的觀點來說,這些論爭其實亦可供其他華語語系文學場域參考,舉個例說,粵語(廣府話)使用地區就是了。當粵語創作被現代標準漢語所壓抑,而粵語使用者或創作者希望自己的母語被重視時,我們是否同時意識到其他語言使用者的存在;我們又該怎樣做,避免自己成為了粵語版的蔣為文,似乎亦是值得我們深思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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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回應 to “既遙遠又親密──一個外人對台灣文學系所及研究的印象”

  1. Says:

    很開心你update 你的blog!你都好嗎?

    台灣文學史的敘事該和當其時被收編/窄化為統獨、省籍的政治現實甚多交涉,做外人的很難一下抓準其中脈絡而置喙,不過論爭還是不會停在過去, 最近黃春明去演講還是有人去踩場舉牌說,不以台語寫作不配稱作台灣作家...

    但是很想聽你說下去,這些論爭之於香港的啟發,你是怎樣看的。

    我的感覺是,我們很快,或者現在就已經正要面對類似的歷史情境:粵語, 或某個版本的「香港文學」「香港文化價值」「香港經驗」會被呈現作一個「本土性vs 國民性」矛盾的政治場域, 而我們沒有敏感到,或太容易忽略這個建構過程的政治性質, 文學和現實整治,當然也有區隔,但到底還是交涉, 不能說是文學有個內部真相,與世無爭

    「本土性vs 國民性」矛盾, 折射此等矛盾的各種身分敘事, 歷史記憶的重整, 追溯, 流行想像, 與之相涉的一方面是正面的挖掘, 性質為去殖民的歷史重認, 政治身份重構, 另一方面好可能是一種恐懼中共國家專制而無力感彌漫的保守地方主義,但, 兩者都會以「反抗」的形式和措辭出現

    我擔心的是,「本土」的說法變得越無可厚非, 甚至政治正確的同時, 很容易被各種民粹、排外、右傾的議程挪用, 任何「足以導致本土身份焦慮」的「他者」,抑是強悍富裕而招忌恨同時模仿, 抑是弱勢者被打成本土人的敵人、或次等。或許更危險的是, 以「本土」為號召很容易讓人忘記了國際主義,忘記了有些事情是跨越不同地方發生而嵌入共同或相似結構,必須脫離本土「利益」的視野方能看清。

    台灣的例子擺在眼前, 大膽講的話, 無論以主催統/獨為號召或互為區分的藍綠黨派, 都是自由主義右派

    最簡單的例子是「外勞搶飯碗」「內地產婦搶床位」等假問題,這一個是新自由主義產業結構問題另一個涉及香港憲政地位問題, 對立面跟本不在外勞也不在內地產婦, 強調誰才是香港人很容易合理化「不是香港人就沒有資格點點點同咁咁咁」的排他政治,這過程中我們很可能失去更多更重要的「價值」與「實踐」,吊詭的是, 這些「價值」與「實踐」,正正是我們垢病中國沒所有, 我們「香港人」引以自豪的,譬如平等機會, 文明禮貌, 務實主義, 健全法制…

    但如果這些譬如平等機會, 文明禮貌, 務實主義, 健全法制的「價值」與「實踐」被抽象化、本質化為「香港特質」「香港價值」,其實是一種有意或無知地去歷史化的理解,忽略了這些「價值」與「實踐」,以至各種香港「持之有效的社會制度」其實施背景乃高度政治的冷戰/殖民現實

    坦白說, 最近流行於一些人中間的「香港民主自治」論調,想是會很吸引像我這脫70 年代出生的最後殖民, 「本土論」做為抵制國家/亞帝國統攝手段, 好像是理所當然的, 但是又覺得很危險

    不覺說了一大堆, 有點裸露, 不好意思了

  2. 成大台文ㄚ炮 Says:

    您好,相當欣賞您的分析,尤其"因妒恨政治(ressentiment politics)複製(前)殖民者邏輯"的論點,頗得箇中三味,實已非"外人""印象"之語,是您太客氣了。祝福香港,抵抗之餘,勿複製如此狹隘、暴力排他的本質化論調。當然,此間拿捏誠屬不易,大家都還在學習的路途上,共勉。

  3. Lao Thianhu Says:

    真的是寫的,可以證明,大部份<外人>寫的,都是<外行人>。

  4. 刀叢編輯 Says:

    各位詩友:

    我們幾位朋友一直對新詩創作很有興趣。對於秋螢詩刊暫時停刊後,香港再沒有一本大眾化的本土純詩刊,我們均感可惜。幾經商量,我們希望在可負擔的能力內,建立並維持一本以詩為主的刊物,名為「刀叢」,詳情請閱我們的FACEBOOK 專頁https://www.facebook.com/sword.shrub。宥於資源所限,刊物暫時只以一頁A4紙形式發行並免費派發。刊物現正籌備徵稿當中,希望能得眾文友支持,本刊暫無稿費回饋,只望能充當交流之地。謹候回覆,並祝

    工作愉快,身體健康
    刀叢編輯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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