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政府山:保育未說完的故事

走在新加坡市中心的市政區(Civic District),經過一座座從殖民時期遺留下來的建築物:舊國會大廈、政府大廈、舊最高法院大廈、聖安德烈座堂,然後繼續往河口相反方向走,就會到達福康寧(FortCanning)。福康寧,在新加坡開埠以前,叫做「禁山」,是古時馬來國王的宮殿和安息之地。開埠以後,萊佛士(Stamford Raffles)看中了這個離河口不遠的小山丘,可以讓他看着這個港口殖民城市,就在上面興建他的邸宅,並在旁邊興建新加坡第一個植物園。新加坡之後的總督,亦住在萊佛士興建的這個邸宅。於是, 這座小山就被改名為「政府山」(Government Hill)。

新加坡保育「政府山」範本

與此同時,殖民政府亦在政府山下,河口附近興建期間其他政府部門建築和殖民者的聚居地。於是,今日的市政區——一個從開埠以來,直至現在都是新加坡的政治、經濟、文化、宗教中心的區域——逐漸形成。政府山也一直維持着這個政治、經濟、文化、宗教中心的制高點,並同時是總督府的所在,直至1859 年,殖民政府因為軍事需要,而把「政府山」改為軍事要塞「福康寧」為止。福康寧一直維持軍事用途,直至新加坡獨立建國以後。現在的福康寧,已經從政治、軍事用途,轉變為公園,但仍保留着不少軍事要塞的建築。

一路走着,覺得這種城市佈局十分熟悉:殖民政府把整個政治、經濟、文化、宗教中心設立在港口附近,在小山丘上興建總督府和軍事用途。香港不也就是這種佈局嗎?試想像香港開埠初年,那時填海還未填到去今日的國金對出,政府山還在離海邊不遠的地方;或者更準確來說,在1842 年皇后大道開通以前,政府山就在海邊。香港的中環就像新加坡的市政區——一個位於海邊而殖民政府規劃政治、經濟、文化、宗教中心的區域,甚至和新加坡的政府山也很類似,香港的總督也是住在政府山上,只是位置比新加坡的總督更往山上高一點,甚至連植物園(今日的香港動植物公園)也和新加坡最初的植物園一樣,設在何其相近的地方。或者是因為香港岸邊比新加坡岸邊更多山的關係,香港不用像新加坡一樣,為了軍事用途,把政府山改為要塞,而是在政府山的東面,在海邊設立海軍船塢,然後再依山興建幾個軍營。

政府山的雙城故事

英國比其他殖民帝國,更着重港口的重要,它把新加坡、馬六甲、檳城、香港這些港口,和其他純粹掠奪資源的殖民地是分開來管理的。在港口殖民城市,英國人把自己的整個政治、經濟、文化、宗教中心,甚至是歐洲人的聚居地,建立在海邊的地方,檳城如是,新加坡如是,香港也如是。山,對於英國人來說,更是權力的彰顯,當有山就在海邊附近,把總督甚或整個統治權力中心建立在山上,更具象徵意義。檳城的山遠離海邊,而新加坡和香港則有山在海邊,正好可以解釋為什麼這兩個地方從海邊到政府山的佈局是這麼類近。香港政府山的歷史意義,不但在於它從開埠以來就是香港的政治、行政、宗教和權力的中心,它同時見證着英國殖民政府是怎樣規劃港口殖民城市。

港大陸佑堂的香港史

新加坡福康寧山下, 有條陸佑街(Loke YewStreet),紀念已故南洋富商陸佑。陸佑這個名字,香港大學的同學和校友一定不會感到陌生,香港大學本部大樓(Main Building)一樓的大禮堂,就叫陸佑堂,門前有個陸佑像,傳說不要直望他雙眼,否則會不能畢業。陸佑堂的名字太深入民心,甚至有不少校外人士以為「本部大樓」和「陸佑堂」是同義詞。陸佑的故事,就像很多南洋華人領袖往上爬的傳奇故事類似:他出生在廣東的一個貧窮家庭,後來被賣豬仔到南洋,贖身後在新加坡和英屬馬來亞創業,業務愈做愈大,成為英屬馬來亞的「錫礦大王」和「橡膠大王」。香港大學就像當時英屬馬來亞和新加坡的不少地方一樣,得到陸佑的捐助,所以戰後港大重修本部大樓的大禮堂時,就把它命名為陸佑堂。除了陸佑像外,本部大樓也有另一尊銅像,是自香港開埠早年已移居香港的帕西(Parsee) 富商麼地(HormusjeeNaorojee Mody),他是港大的主要捐款人。港大的歷史,就像香港作為一個港口城市般,它的建成絕對不是單一族群、單一國籍人士的貢獻;本部大樓,彷彿就像記錄香港這段港口殖民城市的歷史,人們的移民史是何樣的豐富,就像港大學生會會歌所唱着:「我們來自四處八方」。

本部大樓是港大最歷史悠久的建築物,亦是港大裏面四座外部被列為法定古蹟的建築物之一;它是後文藝復興風格的建築,和同期英國殖民政府在香港和其他殖民地的很多建築一樣,透過圓拱、圓柱,讓人聯想到古希臘神殿或古羅馬的神殿,或文藝復興年間的建築,是非常宏大(monumental)的,用以彰顯權力和榮耀。港大建校的年代,是殖民菁英教育、「天子門生」的年代,其採用那種和殖民政府早年軍、政、商建築物類近的設計,是不難理解的。在專上教育還未趨向普及之時,大學的校園也被視為不是一般人可達之地。隨着時代轉變,專上教育亦漸趨普及化和民主化,大學不再是那種遙不可及的地方,本部大樓亦愈走向開放,與殖民政府在戰後興建的公共建築,如大會堂、政府山上的中區政府合署等,都採用平實的風格,放棄那種彰顯權力的表徵來表現出來的開放氛圍,其實是同出一轍的。

開放予公眾才是真正解殖保育

香港曾經是一個殖民城市,怎樣去理解和反思自身和殖民者的關係,是需要面對的一個問題,單單去擁抱或否定殖民歷史和其遺下來的事物,都是不智的。怎樣去處理殖民者的建築,正是這個過程的重要一環。政府山這個殖民權力的象徵,能夠完整保存,並釋放予公眾,才是真正的解殖。在上世紀七十年代,當政府山附近的幾個軍營停用之時,當時的保育團體和街坊組織,已經要求殖民政府完整保留域多利兵房和美利兵房及裏面的建築物,然後開放為公園,那時中環則會有一大片從現在遮打花園一直伸延至半山的公園綠地;但可惜的,是當年的殖民政府依然一意孤行,拆卸美利兵房和域多利兵房的大部分,拿來賣地給發展商,只留下一少部分域多利兵房及其中的部分建築物,也就是現在的香港公園。現在政府要拆卸中區政府合署西座,不過就是重施當年殖民政府的故技,用來賣地給發展商,不同的只是政府學懂挪用例如「休憩用地」等的字眼來包裝。林鄭月娥局長上月外訪新加坡時,曾在當地的一場研討會被與會者追問關於政府山何去何從時,說拆卸西座是為了整個「文化地景」(cultural landscape),可以提供更多空間予公共使用。然而,破壞了完整性,又怎樣可以保存文化地景呢?其實,要開放更多空間予公眾使用,是不用拆卸西座的,只要政府肯開放已經不再使用的地方,把它們真正回歸到市民手上即可。

捍衛港大本部大樓開放空間

把殖民建築——尤其是彰顯權力的殖民建築,改為公共用途,釋放予公眾,是後殖民社會在空間上體現解殖的正常做法;在過去的日子裏,港大本部大樓的愈走向開放,就是空間上的解殖過程。文學院遷離本部大樓,本來是提供了一個契機,讓師生、工友、公眾去討論如何讓大樓更加開放的機會。在這個應該要讓大樓更趨開放的當下,原來校方早已提交了一份規劃,把本部大樓大部分地方改為大學高層的辦公室,並把對面現在音樂系使用的孔慶熒樓改為那個主要聯絡權貴校友的發展及校友事務部(DAAO)的辦公室。以前這裏是很多同學會使用會聚集、會見到附近晨運的老人家會到達的地方,但試問大學高層、行政部門的辦公室,會是大家會去的地方嗎?8.18 李克強副總理訪問港大的殷鑑不遠,大家都見識到近乎「戒嚴」的本部大樓和大學校園是怎麼一回事;現在,大學正正就是把漸趨開放的空間,重新壟斷在大學高層手中,不就是像早期殖民官員一樣,要進駐在那些宏大的建築嗎?

政府山和港大本部大樓,都在說同一個後殖民文物保育的故事:我們怎樣去看待殖民建築?怎樣去看待城市空間?它們告訴了我們什麼歷史?完整的保留往往只是第一步,之後我們要去問的,是我們想要的是開放還是封閉的空間——不論是校園抑或是城市。

(原載於2012年6月25日《明報.世紀版》,編按:距離今屆政府落任前兩周,發展局長林鄭月娥趕着發表處理政府山的「最終方案」,方案內容引發保育和城市規劃的人士很大迴響。同是英國殖民地的新加坡也有一座「政府山」,本文作者借鏡獅城,透過政府山的雙城故事,讓我們反思怎樣看待殖民建築?怎樣看待城市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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