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chive for the ‘後/殖民’ Category

既遙遠又親密──一個外人對台灣文學系所及研究的印象

五月 30, 2011

初接觸台灣文學系所的研究,應該是從寫碩士論文時開始。我的碩士論文研究「華語語系比較文學」(Sinophone Comparative Literature),希望開拓一種能讓各種以廣義的華語文(Chinese / Sinitic languages)為書寫語言的文學作品和研究相互參照的可能的方法。不過由於時間及語言能力所及,其實論文內牽涉的主要論戰和作品討論,多集中在香港、台灣和馬來西亞的華語語系文學(Sinophone Literatures)。當時,指導老師知道我其中一個會引申討論的地方,是從文學獎開始的,於是她給了我一篇研究兩大報(中時、聯合)文學獎的論文;再沿此條路,我找到了成大台文所張俐璇2007年的碩論《兩大報文學獎與台灣文壇生態之形構》,這或許是我接觸台灣文學系所的研究的起源吧。

 

作為一個在外面的觀察者(或研究成果享用者),綜合地說我是極其依賴這些研究的史料整理及其分析框架,而我較為有所保留的,是在怎樣理解「本土」/「在地」形構與串連的關係、怎樣理解在地語言和強勢語言上的關係、怎樣理解那些中國中心論者。不過,這些也只可以說是保留,或是有商榷的餘地,但總體來說,還是裨益不少。真正令我心寒的,其實是某些佔據高位的台灣文學系所教授和台語文學論爭內的「戰將」。我碩論的其中一個大章,是論文學語言(及文化)的純粹和混雜性。在1990年代兩次「台語文學論爭」中(參見呂興昌、林央敏主編《台語文學運動論文集》),「交戰」各方,不少時候雖然立場迥異,但其邏輯與盲點卻出奇地一致:例如「非本土陣營」的陳若曦認為,大量使用「方言」書寫會窒礙閱讀,並認為統一的語言和文字有利於族群和諧,而提倡台語(指河洛語)創作將會損害生命共同體;陳若曦的盲點,在於其把「和諧」與「統一」混淆,並認為共同語(lingua franca)應享有絕對的地位,這無疑是延續過往壓迫性的語言政策。然而,這種邏輯卻跟「本土陣營」裡面的其中一個極端吻合:林央敏在極具爭議的〈回歸台灣文學的面腔〉一文中,宣稱只有台語文學才是台灣文學,並以為「以多數代表全體」是理所當然和自然的。可是,正如彭瑞金回應說,語言問題不能以暴力(包括制度與人數上的暴力)解決,即使以政治手段解決了語言問題,但剩下不以多數人口母語作為母語的族群又怎樣呢?在這裡,其實這兩種立場迥異的極端,其實都共同承襲著同一個邏輯或盲點:高舉單一語言作為單一共同語,並封殺了討論的空間。在壓迫其他語言使用者和其他語言創作者上,透過官方力量或是數人頭,所呈現的暴力其實分別不大,更弱勢族群的文化權利依舊排拒在外,他/她們使用母語的創作依然不會被正視。

 

文學語言的論爭無法獨善於政治之外,一個族群的語言怎樣才把政權認可作為官方(不論是否唯一)語言肯定是政治問題。我擔心的,是在這種過程中,會否因為妒恨政治(ressentiment politics)的關係,複製(前)殖民者的邏輯。寫碩論的過程中,拜到了這次「蔣為文VS黃春明」事件中的主角之一──成大台文系副教授蔣為文的兩本著作《語言、認同與去殖民》(Gí-giân, Gīn-tông kap Khì-sіt-bîn)和《語言、文學kap 台灣國家再想像》(Gí-giân, Bûn-hảk kap Tâi-oân Kok-ka Chài-sióng-siōng),真是教人嘆為觀止。蔣為文認為當法國殖民越南時,以法語取代漢語,成功把越南脫漢(去漢化),並使日後越南更容易建立自己的國族身份;質疑為什麼日本殖民台灣時,不取締漢字,並認為若當初日治時期取締了漢字,並以假名書寫,日後脫離殖民統治時,台灣人國族意識醒覺的話,就自然會使用更「國際化」的羅馬字。在蔣為文的邏輯中,似乎任何能去漢化的政策都是可取的,其無視日本皇民化與國民黨的國語政策背後邏輯的大同小異,而自己對待前殖民者語言(漢語)的態度,就與國民黨政府對待日語的態度無甚分別,都以同一邏輯運作。

 

當蔣為文向黃春明嗆聲時,其狹隘、本質論的文學語言想像,可謂暴露無遺,更可悲的,他背後的邏輯,與他所要對抗的殖民者的邏輯其實無甚分別,更加窄化了台灣文學的想像。幸甚,在這次「蔣為文VS黃春明」事件發生後,不少台灣文學系所的老師、舊生和學生,及台灣文學的研究者都紛紛寫文章,表達一種更多元、更容讓討論空間的台灣文學想像。這次「蔣為文VS黃春明」事件,變相成為成大台文系(所)的內爆,更可以讓外界知道,台灣文學系所所關心的、所提倡的文學(史)觀,並不由部份研究者或教授所壟斷,期許這次事件將更拓闊台灣文學研究和台灣文學系所的可能。

 

從華語語系比較文學的觀點來說,這些論爭其實亦可供其他華語語系文學場域參考,舉個例說,粵語(廣府話)使用地區就是了。當粵語創作被現代標準漢語所壓抑,而粵語使用者或創作者希望自己的母語被重視時,我們是否同時意識到其他語言使用者的存在;我們又該怎樣做,避免自己成為了粵語版的蔣為文,似乎亦是值得我們深思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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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實.現場:書寫與社會運動

七月 27, 2010
紀實.現場:書寫與社會運動
日期:2010年8月7日(星期六)
時間:下午4點至6點
地點:序言書室(旺角西洋菜南街68號7字樓,銀行中心Body Shop對面)
主持:盧勁馳(詩人,著有《後遺》)
對談人:李維怡(《行路難》文字耕作者、獨立紀錄片工作者)、洛謀(詩人,著有《島嶼之北》)
簡介:
書寫和社會運動有甚麼關係呢?彼此間有甚麼張力?從保衛天星碼頭、皇后碼頭、反高鐵到各個社區運動當中,越來越多藝術工 作者介入社會運動,這是好事還是有所隱憂呢?這些藝術作品是動員、紀實還是回應現場呢?這些藝術作品是參與運動,還是收割運動呢?當藝術工作者置身於運動 中,又會怎樣看待自己的作品呢?藝術的獨立性,和對運動的承擔,兩者真的有衝突嗎?是次活動的兩位對談人,既書寫又參與社會運動,誠邀每一位關心書寫、創 作和社會運動的朋友,來豐富這場討論。

「我們」是如何消費天災?

八月 17, 2009

從去年中國四川汶川大地震,到今年台灣八八水災,「我們」(香港主流社會/媒體)去報導、去消費天災的方法,其實沒有甚麼大的分別。前設是:由於這個地方是「中國人」(sic.)的地方,是「我們」的「同胞」,所以「我們」要辦不同的籌款節目,有錢出錢有力出力捐錢夠災。這個捐錢動作一如每年的歡樂滿東華,好像捐了錢就一切心安理得。

問題是,其實從去年的四川汶川大地震到今年的台灣八八水災,都是天災+人禍,而結果除了人命的損失、經濟的損失外,還有的就是文化的破壞。文化的破壞卻彷彿從「我們」之中不能聽到。查,去年四川汶川大地震的震央北川羌族自治縣,是全中國唯一一羌族(爾瑪族)的自治縣。事實上,不少學者以及非香港的報導(1)(2)都有從這個角度去切入,即對於這些非漢族的族群,他/她們面對的一重雙重滅絕,而需要重建的,是物質與文化上的,也就是怎樣搶救這些文化遺產。

香港TVB的記者,在報導台灣八八水災時,他站在災區,大意就是說高雄甲仙小林村這個地方,之前莫講話香港人,就連好多人台灣人都未必知響邊。我不知道他有沒有做過功課,或者資料搜集。查,高雄縣甲仙鄉小林村是台灣平埔族(較早漢化的原住民族)西拉雅大滿族人的聚居地,保存平埔文化做得不錯,每年農曆九月十五日會辦平埔夜祭,而且村內有小林平埔族館。Google一下,都會發現今次災情最嚴重的,不少是不同原住民族群的部落和聚居地;Google一下,也可以發現台灣有不少媒體報導(1)也會關注到這個人命和文化雙重受災的問題。

為什麼這個雙重受災,雙重破壞,需要雙重重建的concept會在「我們」中消失呢?是不是這無法納入「我們」的消費系統之內?因為既然要說到這雙重受災,「我們」必須面對到的,就是受災最嚴重的,都不是「我們」理所當然認為的「同胞」(「中國人」作為「漢人」或「華人」的同義詞)。不能納入「我們」這個消費天災系統的,「我們」自然放慢手腳,是故Who cares南亞海嘯和緬甸風災(至少care的程度遠低於汶村大地震,而且是不合比例的低)。面對這個真實,面對這個雙重受災,事實上我們應該更加要落力救災,但這個真實可能就是會使「我們」這個消費系統失語的地方。

邁向市區更新拆遷3.0,或,東亞寮仔部大會

一月 13, 2009

邁向市區更新拆遷3.0,或,東亞寮仔部大會

洛謀、袁智仁(社區文化關注成員)

20081215日,本文的兩名筆者參加了由市區重建局舉辦,號稱「邁向更新3.0」的「市區更新的模式與挑戰──亞洲經驗分享」研討會。筆者知悉,這場研討會是市建局委託香港大學羅致光博士團隊為「市區重建策略」檢討所做的市區更新政策研究的一部份;被邀請而來的亞洲其他地方專家、學者,是羅博士團隊做考察時的其中主要資訊提供者,而這份研究報告則會影響著「市區重建策略」的檢討。當筆者看到市建局終於用「更新」代替「重建」,原以為是一個進步:「重建」所代表的是在(因清拆而造成)荒廢的土地上,「重新」去「建築」,是一個在城市規劃上很落後的一個概念;「更新」所指的,則是有機的,有歷史脈絡的改造、轉化城市,強調是一整個過程,而非斷裂的片段。可是,當筆者參加完研討會後,卻以為自己去了「東亞寮仔部大會」;裡面的講者,除了台北的講者較多談及台北的都市更新脈絡、社區營造、社區參與規劃的方法與法規外,其他的講者多是從由上而下的行政角度,講如何「處理」舊樓,談論拆遷多於其他的都市更新方法。

拆遷迎「盛事」

這次來香港主講,中國大陸市區更新的經驗,分別有上海同濟大學的鄭時齡院士和廣州城市房屋拆遷管理辦公室(簡稱「拆遷辦」)主任、房地產經濟師劉志偉先生。上海將於2010年舉行世界博覽會,而廣州亦會於同年舉辦亞運會,都是拆遷的重災區,鄭院士和劉主任的演講中都不時點出盛事對城市更新的重要。

對於香港來說,上海的經驗也有一定程度上的參考價值。鄭院士說,上海汲取了拆掉三份之二舊建築的教訓,現在也逐漸強調文物保育的重要。他認為,文物保育不是重建中的「雞肋」,而是獨立於重建部門;舊建築和歷史也可成為城市的收入。1993年後,上海引入的總體城市規劃後,帶入「歷史大化風貌保護區」概念,保育不限於點,是以整區歷史建築作單位,鼓勵創意產業使用。鄭院士認為,上海最重要的是濱水地方,不論是蘇州河,還是黃埔江,都珍而重之,甚至可以拆卸濱水的高速公路於地底重建,把濱水地方釋放為可供公眾和遊客享用的公共開放空間;這方面值得香港效法。

然而,當被問及怎樣決定哪些是歷史文化區,和怎樣安置舊建築物的居民時,鄭院士則坦言土地是國家的,人一定要被遷走,沒有「留屋又留人」,只是把建築保留下來。或許是因為這些「人」(或在香港稱「既有的社會網絡」),在「國家」的眼中,使得這些老建築的價值未能「彰顯」出來。鄭院士在演講之初,自豪地向我們表示上海的高樓大廈,在密度和高度上,都超越紐約;原來,在鄭院士眼中,不論是重建還是保育,都只是一個給外國人觀看的窗口,只是為世博時穿上的漂亮衣裳。

世博將上海人的生活歷史換成建築物史,而亞運則加速廣州的拆遷。廣州拆遷辦劉主任在演講時,非常自豪地,在前一個星期,他參與一個全國的拆遷部門的會議,分享廣州的經驗時,全場掌聲雷動,他認為在全國中,廣州是「好超前」。在今次分享亞洲都市更新經驗的會議,作為負責拆遷的官員,他坦言只需要向市長負責,市長的目標就是他的目標,他希望「個個都燒爆竹咁〔搬〕出去」」。在演講中,劉主任強調自己是「依法辦事」,不會害怕被市民起訴,廣州市民只要給100元就可以告政府;劉主任說,他的原則是會聽民意,但又強調,一旦已決定的事,就一定會做,不會變更。

在問答環節,台下有聽眾指出,他在廣州家中的老人因全國運動會大興土木而被迫遷,一楝三層高的唐樓,賠償成為三間在不同大廈中的小單位,由於單位無升降機,老人家被迫困在這十多層高的大廈中,一年後來更中風致癱瘓。有三位不同發問者,都分別追問廣州政府是怎樣諮詢居民,劉主任都一一迴避,最後主持要求下,他說︰「我已經開新聞發佈會,還不夠嗎!?」;開新聞發佈會,加上派傳單的方法,就是他眼中的「諮詢」受影響的居民,這真的連基本的給予「資訊」也未必稱得上。報告中他說會拆除廣州城中村的問題,又有人問及住在裏面的農民工的安置,他指他們不是城市人,這是農村的問題,拒絕回答。原來「以人為本」,也要看看那個「人」是外國遊人,或是農民工;使人不得不問,重建和保育中的人在哪裏呢?都市更新目標又是甚麼呢?

保育唔關我事的首爾學者

與會分享首爾「都市再開發」的學者是來自首爾大學的Kim Kwang-Joong教授,他同時負責制定首爾市的市區重建、市中心規劃的政策。羅博士說,有關韓國的文獻和資料回顧,很多都沒有英文版本,他最初知悉和韓國市區重建相關的資料,都是透過Kim教授。在演講中,Kim教授談及首爾市政府近年多採用「市鎮中的新市鎮」模式,大規模遷拆市中心的住宅區,興建新住宅;然而,報告中,Kim教授既不贊同首爾重建的做法,卻又不清楚原本的居民搬到哪裡去,只知10%的居民可回到原區居住。

在問答環節,香港中文大學人類學的呂烈丹教授問Kim教授,似乎沒有提及有關歷史建築的保育問題;Kim教授卻說,他關注的是市區重建、市區再發展的問題,保育問題和他無關。這種說法真令筆者錯愕,在很多城市、很多國家,歷史建築保育和城市規劃、都市更新息息相關,譬如怎樣轉化歷史建築,怎樣在都市更新的過程中,指認出某些建築物為對地區有特別意義的歷史建築而不應拆卸;保育又怎會和都市更新無關呢?香港大學城市規劃的伍美琴博士問Kim教授,他的做法會不會過於由上而下;Kim教授則承認那是由上而下的規劃,並認為那沒有甚麼問題。

在最後的座談部份,Kim教授不但承認沒有進行社會影響評估,還盛讚香港的「careful」社會影響評估。筆者真的不明白,一份市建局職員隨時在早上七點鐘,阿婆還未睡醒穿著睡衣卻被敲門,要求做的一份沒有「想留下」這個選擇的社會影響評估,究竟有多「careful」?難道Kim教授被請來的原因,就只是因為羅博士的網絡中,唯一懂得英語的首爾學者嗎?筆者知道,檢討韓國都市更新經驗的國際學者其實還有不少,只要花一點時間,必然可以找到既有社區經驗,又有保育視野的學者專家。

日本研究48小時

羅博士團隊說,他們未能請到一個日本的專家、學者親自前來,所以就由曾去日本訪問的團隊成員、市區重建局分區諮詢委員徐永德博士主講日本的市區重建概況。在演講中,徐博士多次把責任推諉於翻譯,對方又未回覆電郵,來「解釋」自己的資訊不足;筆者真的不明白,香港大學明明有日本研究學系,徐博士大可拜託日研系的老師和學生,一起做這個研究。演講中,徐博士又透露,他和研究助理只是去了東京兩日,訪問了一些政府官員和發展商,然後就斷定日本社會傾向和諧,甚少抗爭;他說,即使是六本木這類型大項目,也只有日本共產黨在抗議;當他提及日共時,他是以輕視的態度,彷彿不知道日共在日本國會中,也有十多個議席,並非一個不足為談的組織。

台下有聽眾問徐博士,有沒有搜集和研究過日本另一種很重要的,由下而上的都市更新、城市保育的方法「町造」(machizukuri,即台灣所說的「社區營造」)時,徐博士承認自己沒有看過這些書,也沒有訪問過相關的學者和組織。該聽眾說,關於「町造」的書,其實香港大學圖書館也有。就筆者所知,近兩年出版,關於「町造」的書,至少有André SorensenCarolin Funck所編的Living Cities in Japan: Citizens’ movements, machizukuri and local environments與西村幸夫的《再造魅力故鄉》(中國大陸版譯名,台版譯名為《故鄉魅力俱樂部》)。西村幸夫教授是國際知名城市規劃的學者,曾任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國際文化紀念物與歷史場所委員會等國際組織的委員,其著作《故鄉魅力俱樂部》更記錄了多場日本各地的由反對清拆街屋開始的抗爭,發展至強調社區參與、社區充權、永續發展的社區營造運動。西村教授亦曾受龍應台教授所邀請,到香港大學進行演講;研究團隊要是用功、有心的話,要聯繫上西村教授之類的,重視社區營造的知名學者應該不難。徐博士這種連相關書籍也懶得看,48小時來回就當做了研究的態度,連本科生的期末報告也未必能接受吧;但他的研究報告,卻成了影響香港市區重建策略檢討的依據。

結語:難道檢討的結果就是不用檢討嗎?

聽完整日的研討會,很難不讓筆者覺得,這是一場鬥比爛的的「檢討」,很難不令人推斷,檢討研究的結果是原來香港做得還不算差,所以不用改善;對於一些其他地方做得比香港好的地方,如社區營造、社區為本的更新、某程度上的社區參與,羅博士和他的團隊卻一概以「文化差異」、「社會差異」這類不論人文學科還是社會科學都認為是較差的藉口,去「解釋」這些進步的措施,在香港較難落實。難道羅博士和他的團隊真的不知道,這些「差異」其實是制度上的不同多於「社會」、「文化」上的「差異」嗎?他們難道不知道這些制度上的不同,不是香港的限制,而是可以透過制度上的改變而令香港變得更好嗎?羅博士又一直在說,香港的社區比較弱;但這是事實嗎?有哪個地方的社區凝聚力,不是在面對危機是有所加強呢?筆者不明白,為甚麼羅博士的團隊,不去多提及一些世界各地做得較香港好的都市更新事例,例如台北的講者所提及的社區規劃師制度、社區營造,又或者紐約蘇豪區之類的舊城復興呢?難道亞洲經驗分享,真的只能鬥比爛?香港市區更新的檢討方向,就要被這份有這麼多遺缺的研究所壟斷嗎?難道香港要邁向的市區更新3.0,真的會變成市區拆遷3.0?難道真的是讓市建局繼續做一個炒地皮的寮仔部?

(刪節版刊於2009年1月10日的《明報.世紀版》)

中國出口名牌

十月 11, 2008

這是殖民主義啊!

三月 18, 2008

當吐蕃/圖博/藏地(中國中心的說法叫「西」藏)的藏族人和東突厥斯坦(中國中心的說法叫「新疆」)的維吾爾族人以比昔日不「尋常」的方式,讓別人──包括「我們」這些漢人──看到「他們」的「存在」和獨立的要求,「我們」才彷彿驚覺,「他們」是存在的。

在香港,我們是這樣「得悉」拉薩的騷動 (unrest)的:首先是各個電視台統一地使用中央台的片段、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官方定義、定性和呼籲。這其中沒有甚麼前因後果被提及, 所謂的「前因」,也只是在覆述官方的三幅被:甚麼境外勢力策劃、極少數分離主義者blah blah blah…. 在這個階段,我們甚至分不清我們是在看TVB, ATV, Cable還是CCTV?然後,在除了《蘋果日報》用「示威」外,其他媒體都把事件說成「騷亂」或「暴動」(riot)之後媒體才有記者被派到現場,我們才再開始一點點的分到這是TVB的報導那是ATV的報導。在這之前,我們是基本上是聽不到「民族」/「族群」這個因素在裡面的。3月16日TVB的午間新聞,記者哥哥終於提到族群間的矛盾;不過,這個提及,是這樣子的:記者哥哥說他早上從一個漢人司機上聽到的,漢人司機早上和一個藏族青年說,其實這幾年經濟也不錯呀你們為甚麼還要出來搞事,藏族青年說,你們漢族人覺得沒有意義的事對於我們藏族人來說並非沒有意義的;記者哥哥於是得出這樣的一個結論:可見兩族的人仍然有不同的價值觀。那一刻,我真的想對他說,笨蛋,這不是價值取向的問題,這是殖民主義啊!

或者你會問,這怎會是殖民主義的?「西藏」、「新疆」是中國的一部份,怎算是殖民地呢?不錯,一般來說,我們所認知的殖民地都在「海外」:如歐洲列強在亞洲、非洲、美洲建立殖民地,或者近近地如日本,在韓國和台灣建立殖民地;但,這並不代表,殖民地不能在本國的旁邊。對於一些歷史事實,我們不能否認:日本是武裝併吞琉球/沖繩和蝦夷/北海道,中國是以武裝併吞藏地和東突厥斯坦的。或者你又會說,現在的「西藏」和「新疆」不都是自治區嗎?自治區的主席都不是漢人啊。是的,不過,殖民者通常都會扶植一些土著菁英管治其他土著,中國歷史上不是也有「以夷制夷」,日本侵華期間不是也有扶植華人菁英以華制華嗎(也就是持中國正統史觀者所說的「偽政權」)?Allen Chun曾經指出,中華人民共和國現行的民族政策是以單一民族為主導下的多民族國家;表現在現實的政治環境中,我們不難察覺,在這幾個主要的自治區,相當於省長的自治區主席是非漢族人,但該自治區的黨委書記仍然是漢人。表面上,這是兩個系統,但其實在黨大於國這個處境底下,不難發現這個自治區主席就是土著菁英的頭頭,也就是港英末年的華人布政司陳方安生。

殖民之所以能成功殖民,不能只在武裝併吞,還包括種種不同的,psychologically的、經濟上的、文化上的,所謂的西部大開發,其實就是一場使這個「內部殖民」更加徹底,大規模的settlement、開發、資源略奪與剝奪,並透過種種思想的「教育 」,或統戰,試圖令當地的原住族群相信殖民宗主的那一套concept;當殖民變成了內容事宜,那麼,殖民的剝削和反抗就變了國家內政,任何的呼籲都會變成了「外國勢力干涉我國內政」,然後把其消音。說是為了安全,禁止外國人(對藏族人來說,漢人又何嘗不是外國人?)踏足、驅趕所有境外媒體(這個時候,香港的媒體對於中國政府來說,就不是「我國」的媒體),中國政府就能再一次防止事件的其他的演繹方法。

至於我們該怎樣看待騷動中的暴力呢?Kursk提出了一個可能性:會不會是假冒的呢?Even一切的事都是真實的,不是假冒的,也不代表我們可以用一句「暴民燒殺搶」就算,我覺得Frantz FANON《全世界受苦的人》(The Wretched of the Earth / Les Damnés de la Terre) propose了一些看法。Fanon認為,非殖民地化始終是一種暴力現象:在殖民地裡面,世界是一分為二的,政權的中介是使用一種純粹粗暴的語言,並把暴力帶到被殖民者的家中和頭腦中;不幸的是,在反抗的過程中,被殖民者承繼了殖民者二元對立的粗暴,對於殖民者所建立的「所有土著都一樣地邪惡」理論,轉換為「所有殖民者都一樣地邪惡」。於是,殖民不論對被殖的一方與殖民他人的一方都造成嚴重的傷害。如果用Fanon的說法,現在吐蕃/圖博/藏地的騷動,以及維吾爾人的試圖炸機,就可以這樣理解:現在,他/她們就是不幸地承繼了殖民主義的粗暴,在反抗的過程中,不幸地依然使用那一種殖民主義者所設的二元對立(如居住區的劃分),於是,以一種「所有漢人都是邪惡」的方法作出回應,於是分不清一個漢族路人甲與漢族資本家的不同。

Jean-Paul SARTRE作為一個white-guilt的白人知識分子,和Fanon不同,Fanon把暴力看作必要的過程,但Sartre則為暴力辯護。Sartre認為,「在被殖民者無能為力的時候,他們共同的無意識就是殺人」。我多麼渴望,「我們」漢人不是只懂得self-victimized,不是只懂得批評Bjork大喊「Tibet, Tibet, Raise your flag!」是「傷害中國人民的感情」。我多麼渴望,現在有一個Han-guilt的漢人,走出來學Sartre說,我們漢人過往壓迫了這麼多人,我們漢人死掉一個,「就同時消失了一個壓迫者和一個被壓迫者:剩下一個死人和一個自由人。」不過同時,「我們」這些漢人,會對「我們」當中的壓迫者說:「如果死掉的漢人,不是壓迫者,就是為你們這些壓迫者而死的。」

延伸閱讀:

北京奧運,We Are NOT Ready!

anarch的bookmark:被壓制的圖博人權,被姑息與無視的血腥奧運

弱慢:請稱「西藏」為「圖博」

Kursk:西藏問題-硬實力vs軟實力

龍:「西」藏並不只是一個行政單位(省)

北京奧運,We Are NOT Ready!

三月 8, 2008

在香港電台的「奧運風采」,「中國風」的那一部份,介紹了已故的「亞洲鐵人」楊傳廣;裡面是這樣說的:「楊傳廣是史上第一位獲得奧運獎牌的華人。」對不起,你搞錯了,雖然楊傳廣是中華民國的國民,但他不是「華人」,他是台灣原住民族阿美族馬蘭部落的成員,族名是Misun (Maysang),家名是Kalimud。台灣原住民屬南島語系族群,他/她們不是漢人,也不是華人。

香港有幸作為北京奧運的協辦城市,可以在今次承辦奧運盛事的過程中助祖國一臂之力。作為奧運馬術比賽的東道主,我們香港人感到無比自豪之餘,其實也肩負著傳承中國文化的重大責任。」、「8月8日,北京奧運會將隆重舉行,中華民族百年的夢想將會成真,來自世界各地的運動員將在各式各樣的競技中一決高下。北京殘奧會亦隨後在9月6日舉行。希望大家能依特首曾蔭權所言,一起實踐奧運精神,同心協力把2008北京奧運辦成有史以來最好的奧運。」──這兩段說話,大家猜猜看出自哪裡?政府文宣?愛國團體的講話?大公文匯社評?都不是,答案是來自2008年2月號的《學苑》。是哪個同學的投稿?也不是,是編輯同學為專題寫的序,也就是代表著編輯同學的立場;那期的專題是「北京奧運,Olympics 2008」,同期還有葉劉的個人專訪。

2008年,是恐怖的一年。現在只是3月,但那種國族主義與民族主義高漲的轟炸,比1997香港「回歸」「祖國」那年有過之而無不及。先不說那些「同一個世界同一個夢想」、「We Are Ready」,就連年初二放煙花也比往年恐怖。每一年的煙花,主調一般都是唱好經濟繁榮,已經夠恐怖的,今年還要被命名為「京港同心迎奧運賀歲煙花匯演」;連放煙花都關奧運,都關京港一心事。不錯,奧運不只是奧運,在北京舉行的奧運,更被許賦予了國族主義、民族大義、國家榮辱的意義。在這一種大前提下,就像唱好「回歸」一樣,強調同一性,一切異議聲音唔係自動收嗲就畀人收皮;但比唱好「回歸」,這種強制性所牽涉的範圍更廣,一切對北京奧運的批評,或者呼籲杯葛北京奧運的言論,在「內」則被抹黑為漢奸不愛國(哪管你根本不是漢人),在「外」則被批評為傷害中國人民的感情(其實是傷害了「中國」中央「人民」政府的自瀆吧)。

當奧運在北京舉行被說成是所有「中國人」甚或全球「華人」的光榮時,我們不難聽到「我們站起來一雪國恥」這種說法存在在內。我們真的有必要去仔細拆解「中國人」、「華人」的含義,與官方所定義所想像的自有永有恰恰相反,這些概念從來都是含混不清的。當我們把時間推前,其實也不用太前,大約在現在的100年前左右,時維1911年,也就是武昌起義的那一年,你去問每一個人,「中國」係咩,每個人都會畀唔同的答案你。當各個省分脫離清廷獨立之際,不同的省分都舉著不同的旗幟:有些省舉住十八星旗,代表著漢人所居住的十八個省分,對他們來說,中國就是「驅逐韃虜,恢復中華」後的漢人中國,滿洲(即現在所說的東北)是不包括在內的;有些省舉住五色旗,也就是所謂「五族共和」的中國;甚至有人舉著井字旗,代表儒家傳統的井田制,對於他/她們,定義中國的方法是用儒家思想的。1931年,中國共產黨成立了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憲法大綱》第十四條是這樣子寫的:「中華蘇維埃政權承認中國境內少數民族的民族自決權,一直承認到各弱小民族有同中國脫離,自己成立獨立的國家的權利。蒙古,回,藏,苗,黎,高麗人等,凡是居住在中國的地域的,他們有完全自決權;加入或脫離中國蘇維埃聯邦,或建立自己的自治區域。中國蘇維埃政權在現在要努力幫助這些弱小民族脫離帝國主義國民黨軍閥王公喇嘛土司的壓迫統治而得到完全自主。蘇維埃政權,更要在這些民族中發展他們自己的民族文化和民族言語。」換句話說,現在那些非常「河蟹」(「和諧」)式的,甚麼「XXX自古是中國的一部份」、「XXX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份」之類的說法,其實是缺乏任何解釋,更加缺乏歷史知識的。

至於「華人」作為一個族群,也是相當晚近的事,在19世紀以前近乎是不存在的。在東南亞(「南洋」)各地的華人,一般都稱自己為「唐人」,他/她們的家鄉,就叫「唐山」,他/她們所說的話,就叫「唐話」。不過,每個人心目中的「唐山」和「唐話」係乜,就真係各有各說啦。對於一個泉州裔的人,他/她的「唐山」就係泉州,「唐話」就係泉州話;從廣東某個沿海地移民到「南洋」的人,他/她的「唐話」就係粵語,而「唐山」就可能係他/她在廣東住的那條村。可是,當「華人」這個族群身分,被賦予一大堆關係的時候,問題就出現了。本來,華人作為一個中性的族群名詞問題是不大的,但現在我們說華人的時候,其實是非常我族中心,甚或中國中心的,譬如一說到華人,我們會出現了這一堆公式「=華僑=說華語=說標準漢語=永永遠遠都是龍的傳人」,而問題為甚麼會有這個「=」出現?為甚麼一說到華人的連繫,就要帶著民族主義呢?這一種帶著民族主義的華人認同,到最後其實係益了誰?其實係益了擁有大中國主義想像的政府。去返最開頭,把一個明明不是華人的人,要夾硬說成華人,其目的就係要說「華人之光」甚或「中國(人)之光」、「中華民族之光」服務。我們真的需要,這一種漠視一切difference兼帶有強迫性的認同方法嗎?我們真的需要這一種身分政治嗎?

如果說一句「北京奧運,We Are Not Ready」、「我的心和夢想不和你一致」就是漢奸的話,那就讓我繼續當漢奸好了!

延伸閱讀:

Allen CHUN, “Fuck Chineseness: On the Ambiguities of Ethnicity as Culture as Identity"
Ien ANG, On Not Speaking Chinese
Vivienne WEE, “What does ‘Chinese’ Mean?: An Exploratory Essay"
陳光興:《去帝國:亞洲作為方法》
陳光興 編:《批判連帶:2005亞洲華人文化論壇》

Re-Claim or Reclamation!? Now or Never.

七月 30, 2007

我們從小開始讀的教科書,以至歷史博物館和基建館,關於香港的故事,大致上可以歸納如下:香港的歷史始於1841年的「開埠」,「從小漁村到轉口港到國際大都會」,由於「地少人多」的關係,為了「公眾的需要」,政府採取移山填海的方法,以增加香港的土地供應。在這一個我們由細讀到大的「香港故事」中,香港是一個由「沒有」到「有」的「創造」式「神話」。

在這一套神話當中,「人」只是被安插在這個故事中,以所謂拚搏精神,串連著這個神話。如果香港真的缺乏土地,為了「公眾的需要」而移山填海的話,公眾又是否在場呢?當我們翻查香港的歷史,我們知道,就在所謂「開埠」之初,香港的填海工程,都是集中在港島的西北岸,也就是中上環一帶。1852年開始的「文咸填海工程」,填海的位置就在今日上環文咸東西街一帶,在上面建的,是政府部門和軍、商所用的港口設施,其目的就是要擴展維多利亞城。維多利亞城並不等於香港,維多利亞城只是英國殖民政府的統治中心,是殖民政府發施號令的地方,其擴展的真正目的,並非為了服務人民,而是為了其管治與其行政需要。維多利亞城的擴展,並不是包含人民在內的香港的發展,只是一種由上而下的管治的擴展而已。

在整個19世紀至20世紀初,政府所推行的填海計劃,都是集中在港島北部:殖民政府的統治核心。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殖民政府為了發展新市鎮,在新界大量填海。甚麼叫新市鎮 ?難道在新市鎮發展之前那裡沒有人居住?在教科書和博物館的述說中,新市鎮都被理解為政府為解決市區擠迫情況的德政;然而,當我們去翻查所有新市鎮的歷史,我們都不難發現,在發展新市鎮的過程中,人都是被視為可處理的對象,集體地把人丟往一個「新」發展的地方(那裡原本就有人居住的歷史,也被當作不是歷史一般),而人所需要的設施,卻是很慢很慢才有的。在這一種發展模式當中,在上位的政府,及整個利益集團並沒有把人當作人,而是物件和實驗品。

在整個由上而下決定的土地發展模式,人都不被尊重,被要求服膺於其行政方便以及財團利益之中。香港填海的歷史,也不是甚麼公眾需要下產生的,而是為了服務政治(官僚行政)和商業的。及至今日,中環灣仔的填海計畫,其實也不是服務公眾,而是打造一個排拒公眾的軍警政金合體。政府選擇以填海的方法,明顯地想「創造」一塊「新」的土地,使其不用面對原本土地上的一切,包括人,包括這些人的故事,也包括歷史;可是,為了這一塊「新」創造出來並排拒公眾的土地,而要拆毀原有土地上的一切,趕走在上面生活和活動的人,甚至要消滅一切痕跡,是雙重的荒謬。由第一期的中環填海計劃「附送」了IFC,到第二期「附送」了將要建政府總部的添馬艦,到第三期將要「附送」的摩地大廈,政府和財團再一次把海濱私有化了。

這一場由政府和財團帶動的海濱私有化填海工程,卻以公眾之名,綁架了公眾。公眾/市民可以選擇的,其實只有兩條路:一是讓填海工程 (Reclamation)繼續發生,而大家繼續被政府和財團蔑視、繼續被政府和財團綁架、繼續幫大財團埋單;第二條路,就是大家動起來,重奪(Re-Claim)作為一個人應有的尊嚴,重奪大家應有的權力。Hong Kong SAR,究竟代表著Hong Kong Special Area of Reclamation,還是Hong Kong Special Area of Re-Claim,就在大家的一念之間。

Re-Claim or Reclamation!? Now or Never.

延伸閱讀:

網上人鏈

網上人鏈2

熊一豆 局長的雙手,和我(們)的眼淚

李智良 皇后碼頭的「D Day」登陸

呂永佳 張開眼睛:皇后碼頭、不告別

原人 靠山吃山,靠海食海

維基百科 香港填海工程  文咸填海計劃

Wikipedia  Victoria City

財團開餐,全民埋單!

七月 21, 2007

去了土城的「看守土城愛綠聯盟」,一群農民想堅持農地農用,但左手從政當官右手從商的人卻搬出了甚麼你們沒有遠見之類的話,堅持(他們自己那一套的)發展才是硬道理,想把這一帶開發成他們的搖錢樹。當然,一如很多其他單向式的發展,都是一種捆綁/綁架式的:official的理由係話要搬看守城,但係圈出來的地明顯就係比看守所多的。這一種捆綁/綁架式的發展也不是第一次見:去天母找「草山生態文史聯盟」時,草盟的媽媽說,最初社區媽媽發現水源要被拿去當包裝水,但奇怪啦,如果包裝水應該用不了那麼多,為甚麼有關當局會把水都截呢?原來包裝水只是表面的藉口,有關當局要把那些水送給山上的開發;在我城,天星和皇后的事情,大家也不會忘記,政府話要建道路又話這個又話那個,甚麼「凌駕性的公眾需要」,所以「迫不得已」要填海要拆碼頭,但原來它「附送」的「贈品」,是軍事碼頭,是製造更大交通問題的名店商場和商廈。

現在,我相信世界上很少政府肯自認自己是路易十四,即使他們心裡面想的也不敢說出「朕即國家」、「家天下」,所以「國家重大建設」、「公眾利益」、「公眾需要」往往被當權者抬出來,並附加帶有情緒煽動式的「我係流香港血飲香港水長大的香港仔」/「愛台灣」之類的「本土化」論述;可是,「公眾」究竟在哪兒?當財團要開發要賺錢綁架著所謂的「公用」設施時,左手從政當官右手從商的人則先以「公眾」利益之名製造分化,繼以數字嚇人,話知唔知如果我地唔咁咁咁「國家」/「城市」要賠好多好多錢,直接坦白者則如呂秀蓮反問樂生院民「你咁賠得起!?」

為甚麼說這一種捆綁式的發展實際上是綁架式發展?當左手從政當官右手從商的人list一大條數出來問反對者是否賠得起的時候,他們同時忘記了list另一條數:究竟這些合約中政府是如何如何優惠了那些財團?這一種單向式的發展怎樣犧牲了永續發展的可能性?而其造出來的惡果之後政府要花費多少來作出必定要做的補救?例如,當台北縣政府綁架了捷運大過天的市民,甚至台灣政府公然問樂生院民「你咁賠得起!?」時,沒有公開出來的數字是:因為政府/捷運局/捷運公司/建商的不當開發,以致出現如地下水危機或土石流,所需要的社會成本--難道這不是「公眾」所要承擔和付出的嗎?又例如,香港政府綁架了中環的塞車族或者某些覺得拆皇后碼頭就是「愛國」表現的民族主義者,一而再在而三說一大堆一早被踢爆的謊言,所造成的環境破壞,甚至不理會香港淪為國際笑話,難道這些不是社會成本嗎?你單向式發展,放棄永續可能性,所製造出來的惡果浮面時,所做的補救措施,埋單的都係公眾:一個沒有開關引號的公眾。

Sorry!出來反對你左手從政當官右手從商者的人,唔係食飽飯無野做!我食飯開餐,我要埋單!但係現在的situation係:左手從政當官右手從商的人用迷藥綁架了人民,使其不察覺被綁架,然後,財團開餐,全民埋單!咁你賠唔賠得起!

文明的孩子

六月 3, 2007

我們都是文明的孩子。

因為文明,文明的社會提供合約,它不用刀不用槍。借用Ellen Wood的形容,在不文明的社會,農奴因為害怕領主的兵力,不能不工作。在不文明的社會,異化勞/奴動,強制勞/奴動不是甘願的。文明的孩子,因為簽了約,每日工作18個小時也好,遲到10分鐘扣$2000而月薪不過$8000也好,在簽約的時候,文明說,你是甘願的。

當文明的社會越趨文明,文明說,現在我們都不需要農業(農企除外),不要工業(在別的地區除外),我們要知識型經濟,我們要服務業。文明恐怕文明的孩子不明白,恐怕文明的孩子不夠文明,文明又拿出另一份合約,叫佣金制。文明告訴文明的孩子,多勞/奴多得。文明的孩子為了獲得更多的佣金,開始做一些以往不會做的事情:文明的孩子開始學習文明的思維,把每一個走進店舖的人都當成潛在的消費者,開始向他/她推銷(巴士上,文明的孩子正在打電話給友人,說,這是推廣),甚至開始撒一些文明覺得無傷大雅的謊言,當走進店舖的人拒絕購買,文明的孩子學習文明,對他/她說歡迎光臨下次再來過,然後心裡開始詛咒。文明的孩子看著店裡另一個文明的孩子,他/她們不再視對方為同事或工作伙伴,而是視為敵人,因為文明告訴過文明的孩子,你/妳多賣一部相機就多$20佣金,而文明的孩子明白,那部相機由對方賣出,他/她就會少了$20。

文明最害怕文明的孩子學習不文明的年代,農奴起義抗暴,因為農奴明白他/她們是命運共同體;文明亦害怕工會,工會呼籲工人鬥陣車拚相挺,車拚相挺,因為工人知道他/她們是命運共同體。推出佣金制,文明高興 了,在同一個簷下工作的孩子,都視對方為敵人而非命運共同體。文明的孩子牙牙學語,我多勞,固我多得,他/她不知道甚麼是命運共同體,甚麼是車拚相挺,在樓盤前,文明的孩子爆發了中美大戰。

文明的孩子不再去想,那些佣金本來就是薪金的一部分,現在被切割為底薪+佣金。文明的孩子不再去想,沒有他/她,文明又靠甚麼賺錢。文明的孩子在簽訂合約的一刻,他/她就已經墮進了文明製造的甘願:甘願異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