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chive for the ‘我城雜記’ Category

1218請假信(愛國愛港人士版)

十二月 15, 2009

敬愛的領導同志/總經理:

請容許我在十二月十八日的下午請假半天,到立法會前集會

,請愛國愛港的立法會議員,否決廣深港高鐵撥款。

敬愛的領導同志/總經理,我這次請假並不是受到反對派的唆擺,而是抱著愛國愛港之心,為偉大祖國復興而做的。作為愛國愛港陣營的一員,我絕對贊成加快祖國內地與香港的融合,使祖國內地和香港的交流更頻繁。然而,今次特區政府提出的高鐵方案,實在有違愛國愛港的原則。

首先,特區政府把高鐵站設在西九龍,事實上是要把祖國內地的同胞都帶到高鐵站附近的外資酒店,如:香港W酒店(美資喜達屋酒店及度假村國際集團)和在環球貿易大廈中由美資麗嘉酒店所擁有的酒店。換句話說,這條高速鐵路實際上是把祖國同胞的金錢都帶到我國最大的競敵美國手上,實在有違偉大祖國復興的原則。

第二,現時的高鐵方案要拆毀石崗菜園村、強行通過新界西至九龍西多座樓房的地下,以導致社會矛盾。如此興建高鐵,只怕會破壞和諧社會,實非我等愛國愛港人士樂於見到。

懇請領導同志/總經理批准我的請假,好讓愛國愛港的立法會議員懸崖勒馬,否決高鐵撥款;否則,他們誤中特區政府內港英餘孽的奸計,誤成漢奸,則非我等愛國愛港人士所願見也。

XXX謹上

副本抄送:中央人民政府駐香港特別行政區聯絡辦公室領導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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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閱讀:

高鐵戰訊:陳雲、馬家輝、李智良擬1218請假信 ‧ 誠徵分享 ‧ 擴大動員

李智良:反高鐵行動呼籲:18日請假包圍立法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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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是如何消費天災?

八月 17, 2009

從去年中國四川汶川大地震,到今年台灣八八水災,「我們」(香港主流社會/媒體)去報導、去消費天災的方法,其實沒有甚麼大的分別。前設是:由於這個地方是「中國人」(sic.)的地方,是「我們」的「同胞」,所以「我們」要辦不同的籌款節目,有錢出錢有力出力捐錢夠災。這個捐錢動作一如每年的歡樂滿東華,好像捐了錢就一切心安理得。

問題是,其實從去年的四川汶川大地震到今年的台灣八八水災,都是天災+人禍,而結果除了人命的損失、經濟的損失外,還有的就是文化的破壞。文化的破壞卻彷彿從「我們」之中不能聽到。查,去年四川汶川大地震的震央北川羌族自治縣,是全中國唯一一羌族(爾瑪族)的自治縣。事實上,不少學者以及非香港的報導(1)(2)都有從這個角度去切入,即對於這些非漢族的族群,他/她們面對的一重雙重滅絕,而需要重建的,是物質與文化上的,也就是怎樣搶救這些文化遺產。

香港TVB的記者,在報導台灣八八水災時,他站在災區,大意就是說高雄甲仙小林村這個地方,之前莫講話香港人,就連好多人台灣人都未必知響邊。我不知道他有沒有做過功課,或者資料搜集。查,高雄縣甲仙鄉小林村是台灣平埔族(較早漢化的原住民族)西拉雅大滿族人的聚居地,保存平埔文化做得不錯,每年農曆九月十五日會辦平埔夜祭,而且村內有小林平埔族館。Google一下,都會發現今次災情最嚴重的,不少是不同原住民族群的部落和聚居地;Google一下,也可以發現台灣有不少媒體報導(1)也會關注到這個人命和文化雙重受災的問題。

為什麼這個雙重受災,雙重破壞,需要雙重重建的concept會在「我們」中消失呢?是不是這無法納入「我們」的消費系統之內?因為既然要說到這雙重受災,「我們」必須面對到的,就是受災最嚴重的,都不是「我們」理所當然認為的「同胞」(「中國人」作為「漢人」或「華人」的同義詞)。不能納入「我們」這個消費天災系統的,「我們」自然放慢手腳,是故Who cares南亞海嘯和緬甸風災(至少care的程度遠低於汶村大地震,而且是不合比例的低)。面對這個真實,面對這個雙重受災,事實上我們應該更加要落力救災,但這個真實可能就是會使「我們」這個消費系統失語的地方。

邁向市區更新拆遷3.0,或,東亞寮仔部大會

一月 13, 2009

邁向市區更新拆遷3.0,或,東亞寮仔部大會

洛謀、袁智仁(社區文化關注成員)

20081215日,本文的兩名筆者參加了由市區重建局舉辦,號稱「邁向更新3.0」的「市區更新的模式與挑戰──亞洲經驗分享」研討會。筆者知悉,這場研討會是市建局委託香港大學羅致光博士團隊為「市區重建策略」檢討所做的市區更新政策研究的一部份;被邀請而來的亞洲其他地方專家、學者,是羅博士團隊做考察時的其中主要資訊提供者,而這份研究報告則會影響著「市區重建策略」的檢討。當筆者看到市建局終於用「更新」代替「重建」,原以為是一個進步:「重建」所代表的是在(因清拆而造成)荒廢的土地上,「重新」去「建築」,是一個在城市規劃上很落後的一個概念;「更新」所指的,則是有機的,有歷史脈絡的改造、轉化城市,強調是一整個過程,而非斷裂的片段。可是,當筆者參加完研討會後,卻以為自己去了「東亞寮仔部大會」;裡面的講者,除了台北的講者較多談及台北的都市更新脈絡、社區營造、社區參與規劃的方法與法規外,其他的講者多是從由上而下的行政角度,講如何「處理」舊樓,談論拆遷多於其他的都市更新方法。

拆遷迎「盛事」

這次來香港主講,中國大陸市區更新的經驗,分別有上海同濟大學的鄭時齡院士和廣州城市房屋拆遷管理辦公室(簡稱「拆遷辦」)主任、房地產經濟師劉志偉先生。上海將於2010年舉行世界博覽會,而廣州亦會於同年舉辦亞運會,都是拆遷的重災區,鄭院士和劉主任的演講中都不時點出盛事對城市更新的重要。

對於香港來說,上海的經驗也有一定程度上的參考價值。鄭院士說,上海汲取了拆掉三份之二舊建築的教訓,現在也逐漸強調文物保育的重要。他認為,文物保育不是重建中的「雞肋」,而是獨立於重建部門;舊建築和歷史也可成為城市的收入。1993年後,上海引入的總體城市規劃後,帶入「歷史大化風貌保護區」概念,保育不限於點,是以整區歷史建築作單位,鼓勵創意產業使用。鄭院士認為,上海最重要的是濱水地方,不論是蘇州河,還是黃埔江,都珍而重之,甚至可以拆卸濱水的高速公路於地底重建,把濱水地方釋放為可供公眾和遊客享用的公共開放空間;這方面值得香港效法。

然而,當被問及怎樣決定哪些是歷史文化區,和怎樣安置舊建築物的居民時,鄭院士則坦言土地是國家的,人一定要被遷走,沒有「留屋又留人」,只是把建築保留下來。或許是因為這些「人」(或在香港稱「既有的社會網絡」),在「國家」的眼中,使得這些老建築的價值未能「彰顯」出來。鄭院士在演講之初,自豪地向我們表示上海的高樓大廈,在密度和高度上,都超越紐約;原來,在鄭院士眼中,不論是重建還是保育,都只是一個給外國人觀看的窗口,只是為世博時穿上的漂亮衣裳。

世博將上海人的生活歷史換成建築物史,而亞運則加速廣州的拆遷。廣州拆遷辦劉主任在演講時,非常自豪地,在前一個星期,他參與一個全國的拆遷部門的會議,分享廣州的經驗時,全場掌聲雷動,他認為在全國中,廣州是「好超前」。在今次分享亞洲都市更新經驗的會議,作為負責拆遷的官員,他坦言只需要向市長負責,市長的目標就是他的目標,他希望「個個都燒爆竹咁〔搬〕出去」」。在演講中,劉主任強調自己是「依法辦事」,不會害怕被市民起訴,廣州市民只要給100元就可以告政府;劉主任說,他的原則是會聽民意,但又強調,一旦已決定的事,就一定會做,不會變更。

在問答環節,台下有聽眾指出,他在廣州家中的老人因全國運動會大興土木而被迫遷,一楝三層高的唐樓,賠償成為三間在不同大廈中的小單位,由於單位無升降機,老人家被迫困在這十多層高的大廈中,一年後來更中風致癱瘓。有三位不同發問者,都分別追問廣州政府是怎樣諮詢居民,劉主任都一一迴避,最後主持要求下,他說︰「我已經開新聞發佈會,還不夠嗎!?」;開新聞發佈會,加上派傳單的方法,就是他眼中的「諮詢」受影響的居民,這真的連基本的給予「資訊」也未必稱得上。報告中他說會拆除廣州城中村的問題,又有人問及住在裏面的農民工的安置,他指他們不是城市人,這是農村的問題,拒絕回答。原來「以人為本」,也要看看那個「人」是外國遊人,或是農民工;使人不得不問,重建和保育中的人在哪裏呢?都市更新目標又是甚麼呢?

保育唔關我事的首爾學者

與會分享首爾「都市再開發」的學者是來自首爾大學的Kim Kwang-Joong教授,他同時負責制定首爾市的市區重建、市中心規劃的政策。羅博士說,有關韓國的文獻和資料回顧,很多都沒有英文版本,他最初知悉和韓國市區重建相關的資料,都是透過Kim教授。在演講中,Kim教授談及首爾市政府近年多採用「市鎮中的新市鎮」模式,大規模遷拆市中心的住宅區,興建新住宅;然而,報告中,Kim教授既不贊同首爾重建的做法,卻又不清楚原本的居民搬到哪裡去,只知10%的居民可回到原區居住。

在問答環節,香港中文大學人類學的呂烈丹教授問Kim教授,似乎沒有提及有關歷史建築的保育問題;Kim教授卻說,他關注的是市區重建、市區再發展的問題,保育問題和他無關。這種說法真令筆者錯愕,在很多城市、很多國家,歷史建築保育和城市規劃、都市更新息息相關,譬如怎樣轉化歷史建築,怎樣在都市更新的過程中,指認出某些建築物為對地區有特別意義的歷史建築而不應拆卸;保育又怎會和都市更新無關呢?香港大學城市規劃的伍美琴博士問Kim教授,他的做法會不會過於由上而下;Kim教授則承認那是由上而下的規劃,並認為那沒有甚麼問題。

在最後的座談部份,Kim教授不但承認沒有進行社會影響評估,還盛讚香港的「careful」社會影響評估。筆者真的不明白,一份市建局職員隨時在早上七點鐘,阿婆還未睡醒穿著睡衣卻被敲門,要求做的一份沒有「想留下」這個選擇的社會影響評估,究竟有多「careful」?難道Kim教授被請來的原因,就只是因為羅博士的網絡中,唯一懂得英語的首爾學者嗎?筆者知道,檢討韓國都市更新經驗的國際學者其實還有不少,只要花一點時間,必然可以找到既有社區經驗,又有保育視野的學者專家。

日本研究48小時

羅博士團隊說,他們未能請到一個日本的專家、學者親自前來,所以就由曾去日本訪問的團隊成員、市區重建局分區諮詢委員徐永德博士主講日本的市區重建概況。在演講中,徐博士多次把責任推諉於翻譯,對方又未回覆電郵,來「解釋」自己的資訊不足;筆者真的不明白,香港大學明明有日本研究學系,徐博士大可拜託日研系的老師和學生,一起做這個研究。演講中,徐博士又透露,他和研究助理只是去了東京兩日,訪問了一些政府官員和發展商,然後就斷定日本社會傾向和諧,甚少抗爭;他說,即使是六本木這類型大項目,也只有日本共產黨在抗議;當他提及日共時,他是以輕視的態度,彷彿不知道日共在日本國會中,也有十多個議席,並非一個不足為談的組織。

台下有聽眾問徐博士,有沒有搜集和研究過日本另一種很重要的,由下而上的都市更新、城市保育的方法「町造」(machizukuri,即台灣所說的「社區營造」)時,徐博士承認自己沒有看過這些書,也沒有訪問過相關的學者和組織。該聽眾說,關於「町造」的書,其實香港大學圖書館也有。就筆者所知,近兩年出版,關於「町造」的書,至少有André SorensenCarolin Funck所編的Living Cities in Japan: Citizens’ movements, machizukuri and local environments與西村幸夫的《再造魅力故鄉》(中國大陸版譯名,台版譯名為《故鄉魅力俱樂部》)。西村幸夫教授是國際知名城市規劃的學者,曾任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國際文化紀念物與歷史場所委員會等國際組織的委員,其著作《故鄉魅力俱樂部》更記錄了多場日本各地的由反對清拆街屋開始的抗爭,發展至強調社區參與、社區充權、永續發展的社區營造運動。西村教授亦曾受龍應台教授所邀請,到香港大學進行演講;研究團隊要是用功、有心的話,要聯繫上西村教授之類的,重視社區營造的知名學者應該不難。徐博士這種連相關書籍也懶得看,48小時來回就當做了研究的態度,連本科生的期末報告也未必能接受吧;但他的研究報告,卻成了影響香港市區重建策略檢討的依據。

結語:難道檢討的結果就是不用檢討嗎?

聽完整日的研討會,很難不讓筆者覺得,這是一場鬥比爛的的「檢討」,很難不令人推斷,檢討研究的結果是原來香港做得還不算差,所以不用改善;對於一些其他地方做得比香港好的地方,如社區營造、社區為本的更新、某程度上的社區參與,羅博士和他的團隊卻一概以「文化差異」、「社會差異」這類不論人文學科還是社會科學都認為是較差的藉口,去「解釋」這些進步的措施,在香港較難落實。難道羅博士和他的團隊真的不知道,這些「差異」其實是制度上的不同多於「社會」、「文化」上的「差異」嗎?他們難道不知道這些制度上的不同,不是香港的限制,而是可以透過制度上的改變而令香港變得更好嗎?羅博士又一直在說,香港的社區比較弱;但這是事實嗎?有哪個地方的社區凝聚力,不是在面對危機是有所加強呢?筆者不明白,為甚麼羅博士的團隊,不去多提及一些世界各地做得較香港好的都市更新事例,例如台北的講者所提及的社區規劃師制度、社區營造,又或者紐約蘇豪區之類的舊城復興呢?難道亞洲經驗分享,真的只能鬥比爛?香港市區更新的檢討方向,就要被這份有這麼多遺缺的研究所壟斷嗎?難道香港要邁向的市區更新3.0,真的會變成市區拆遷3.0?難道真的是讓市建局繼續做一個炒地皮的寮仔部?

(刪節版刊於2009年1月10日的《明報.世紀版》)

野草莓學運不曾發生

十一月 15, 2008

這幾天在網上都在看台灣的野草莓學運。是的,我們這些總(誤)以為可以滑鼠鍵盤搞社運的人,總是在電腦熒幕前click click click,然後聯署遠方的朋友寄來的聯署。最初是在anarch的blog看到的,然後跟著他的blog,連去其他人處,而且也在等待等待等待:為甚麼台社還不發聲明?噢,他她們終於發了聲明。是的,網上有直播,那天我和運動中的朋友講起,其實我地都需要學呢個technique。我的老師說她唸大學時,(據說)蹺課飛去台灣,去中正廟看示威;到我們這一代,我們這些總(誤)以為可以滑鼠鍵盤搞社運的人,坐在香港的電腦熒幕前,按鍵按鍵和按鍵。

不過幸好有電腦直播,因為香港的電子媒體,對於野草莓學運的報導近乎絕跡,野草莓學運不曾發生(不,不要誤以為我是Baudrillard);他她們更有興趣於2630早午晚餐有咩餸,佢又有無食、咸家富貴的咸家鏟了沒有。這件事要怎樣理解呢?除了juicy,除了因為這是政治人物的「大」新聞,正如我地反公安法除非同警察上演「動作片」除非畀人扑濕除非畀人拉,如果唔係無人報,係唔係應該還有something more呢?

或者我地需要回帶,重新articulate香港係點樣理解台灣的。可能有人話我會過於武斷,但我都要這樣說,香港主流是以為國民黨執政的中華民國政府就是台灣的norm。由1950年代開始,其實一直有兩股中國國族主義的力量影響著香港,一邊是親中國共產黨(所謂的「左派」或「親中」),一邊是親中國國民黨(即「右派」,而在香港又被叫作「親台團體」)。這些「親台團體」其實正確來說是親國民黨團體或香港泛藍團體(如果不是「深藍」的話)。我不知道我的台灣朋友,知道香港有個「蔣公中正香港協會」被稱為「親台團體」,會有甚麼感覺?

因為已assume了這是一個norm,也就是很多事是不存在大家的understanding裡的,例如,當年的民進黨,台灣社會反抗國民黨的威權統治等等。如果國民黨執政被定義被理解為台灣的norm,非國民黨/藍營執政就是abnormal,本土意識就是abnormal。我有懷疑過,普遍香港社會對於台灣本土意識的發展,是否就是簡化為民進黨式的台獨或深綠的台獨呢?而中間可以跳過排他以外的本土,進步的本土?是的,或者亦由於國民黨執政被定義為norm,甚或是凝固在當年當刻,於是甚至會有人誤以為那些親黨國體制的作家「就等於」那個generation的台灣作家(的全部)?

如果在這個邏輯下理解,則知道其實發生咩事了。在這個norm的理解,馬英九當選總統,不是被理解為二度政黨輪替,而是被理解為把abnormal的事tune回正軌。Therefore,當陳雲林訪台,你和我都會expect了會有大規模的示威,正如美國國務卿去伊拉克,無示威就奇;然後,一切類戒嚴式的執法過當,使你我都囧的時候,take國民黨執政as a norm的電視台好像完全不當作一回事,是故我們一路聽主播哥哥或者主播姐姐一路講話咩警察驅散「綠營」示威者咩「低度武力」時,那個鏡頭卻是看見8個警察盾牌毆打一個示威者的胸口。

其實我們的新聞唔係concern咸家富貴的人,貪污了多少?他她們真的係比較關心,人地幾時咸家鏟。至於野草莓學運,因為係反集遊化,因為(希望)係不分藍綠,因為唔係「動作片」,他她們覺得this should not be a part of that norm as well as the total opposite,於是隻字不提,even修改/廢除集遊法比看人咸家鏟對民主化更重要。於是上去討論區,大家還在談論2630有無食野,咸家富貴幾時咸家鏟;野草莓學運不曾發生。

延伸:

單向街–1106註記

anarch: 我們堅持:就是要為你們稱為暴民的人說話 野草莓:野莓之歌與相關連結(持續更新)

還錢給移工

八月 1, 2008

這幾天的新聞,都彷彿為著政府暫停「外傭徵費」(sic.,俗稱「外傭稅」)兩年而鬧哄哄,甚至有僱主打算不如炒了個移工幫傭慳返筆。政府話咁做係為了紓解民困。等等,紓解民困?我們是否應該看看整個「外傭徵費」的歷史?當年政府推出「外傭徵費」時,要僱主每個月交$400,以「再培訓」本地勞工,但同時,移工幫傭的最低工資則由$3670減到$3270,即減了$400;換句話說,這$400其實不是僱主出的,而是在移工幫傭的口袋中壓榨出來的。隨著通脹,移工幫傭的最低工資是有所向上調整,現在是$3580的,但仍然比未徵收「外傭徵費」前的$3670為低,而這幾年香港一直有通脹,而這幾年港幣一直在貶值。舉例說,2004年暑假,我去菲律賓做NGO & Community Visit的時候,HK$1可以兌6.X甚至7披索,但係現在卻只有around 5.5披索。換句話說,移工幫傭實際所得減少並不止表面數字上的。

當說到暫停「外傭徵費」,如果不去理清這個歷史的話,是說不過去的。當很多個星期日,來自不同國家、地區,說不同語言的移工幫傭,都在爭取「加人工」,我們看得到嗎?不,我們看不到,電視新聞報紙新聞沒有報,於是我們當沒有事發生;於是,有僱主可以為了把那原本屬於移工幫傭的「外傭徵費」袋袋平安,炒人再請!仲介公司一邊話要搞到我今朝要來排簽證一邊騎騎笑,又可以兩邊都有錢收,僱主話我除笨有精,賺唔晒$9600,都袋返兩三千,最慘的係那些被提早解僱(可能再續約)的移工幫傭,無辜辜又要畀仲介吸血,嘔三個月人工請來當仲介。這些我們有看到嗎?我們看到了又是否當看不見?

是的,「外傭徵費」暫停兩年,政府話紓解民困喎,卻故意不去說出這$400是從移工幫傭口袋拿出。那些拿拿淋炒人的僱主,我真係唔知道點形容;如果有一日,他/她們的人工被減了$400給政府,有一日政府話唔再收$400,把那$400給了他/她們的僱主,他/她們會點樣想呢?好可惜,因為移工幫傭在這個社會沒有被界定為公民或人民,紓解民困變成唔關佢事。政府係要還錢,但還錯了對象,不過,在政府的眼中,移工幫傭不算民,於是繼續唔理。

要賑災,不要發死人財

五月 21, 2008

蔡小姐跟我說,在四川大地震發生後,她老闆拿了幾部手機出來,說要義賣賑災。蔡小姐附加注腳,呢幾部手機都比平時抬了價。我估計,以她老闆那種連一百元一件的員工制服都不肯出錢要員工自費,舖頭唔見一部手機就要全舖店員夾錢賠的人,絕對不會把那幾部手機賣到的錢,或者扣除成本後的全數收入撥去賑災的。我估計,他只會賣到的唔知百分之幾多捐出去,可能是抬了價的那個部分,或者更少;如果更少的話,那就是分明去發死人財。

每逢發生天災,尤其是那天災在中國發生,我城不少店舖,從連鎖大鋪到街邊小店都會發起籌款賑災、義賣賑災,這是最基本的人道;可恨的是,在這些籌款過程中,往往有人混水摸魚,發死人財。發死人財的人,有話籌款賑災點知自己走去袋袋平安的;也有八卦雜誌今期封面唔出大波妹唔出走光相唔出偷拍出災難專輯,讀者在旁觀在消費他她人的痛苦,八卦雜誌賺了錢又不見把錢捐給災民;有連鎖商店大大隻字寫支援遠方近方的人們,把收入的唔知百分之幾捐給慈善機構,然後借機鼓勵消費愛心,把愛心量化,把愛心化作幫襯它多賣幾十元;對這些連鎖店來說,那百分之幾的捐款,隨時平過去賣廣告。

街市的檔販讓我感到,他她們是真的義賣,真的把營業額捐去賑災,而捐完之後他她們的面貌仍舊是模糊的,不可能當作賣廣告的。我不明白,有報紙在頭二三版大大隻字賣某某明星某某富豪捐幾錢賑災的意義是甚麼,能幫助災民能問責減輕災害帶來的禍害嗎?還是只是變了明人的宣傳?不錯,這種要讓全世界看到你捐款的,其實無異於發死人財。我寧願你真的能proper發揮你的影響力,躲在鏡頭背後好過。

人道當前,那些天譴論那些抵佢死論的人我們應予以譴責,那些發死人財的更要譴責,那些睇人點死然後覺得自己好幸福的消費心態也要譴責。賑災,以及一切形式的救援,以及一切適當確切的問責,是不能分開的,理由不是甚麼宏大龐大的,就是這麼一個基本簡單的人道立場!當然,我是有底線,我不容許基本的人道變成有人發死人財的,所以我會看清楚那些錢捐去邊度的才投入款項;而人道當前,我不認為是有國族分野的,當我捐了二十元給四川賑災,我同時捐二十元給緬甸賑災。麻煩那些天譴論的朋友,你妳們應當弄清楚,天譴的對象是那些A了賑災款項賑災物資發死人財的人。

給孩子的一課最壞或最好的公民教育課

五月 2, 2008

今早出門,路過屋企樓下的幼稚園,望入去,師生(或許還包括家長)都穿上了紅衣;然後,在走向地鐵站途中,看見有人穿著「中國加油」的紅衣或貼著這樣的貼紙。不錯,早幾天政府和一些由社會菁英、所謂的「賢達」組成的所謂的「民間」、「社會各界」呼籲穿紅衣,以示支持北京奧運,中國加油。尤曾姓的政府高官再加把嘴,叫大家今日唔好晾衫出街,以show香港最靚(而唔係最〔接近〕真實)的一面給人家看,以免影響市容云云。點解「支持北京奧運」就要連上「中國加油」,或者兩者真正的關係、代表的意義,叫人穿紅衣的人無答過。然後公務員團體的上司要求下屬要貼上「中國加油」的sticker,贊助商、地鐵公司、社會菁英也要求自己的僱員和下屬貼上「中國加油」的sticker,學校叫學生著紅衫或者出來揮旗仔,甚至有學校收起全校的橙色帽--這樣就代表你/妳「愛國」、「支持北京奧運」、「中國加油」,而留意這三個詞彙總有意無意加上一個等號;以這樣「簡單」的方法代表或消費著愛國主義以致國族主義,而且不用或不容討論這種情緒背後的問題,真是給了孩子一課最壞的公民教育課。

這是給孩子的一課最壞的公民教育課。當穿上紅衣的家長帶著(不知道為甚麼自己會)穿著紅衣的孩子走在尖沙嘴或灣仔或任何一個奧運火炬傳遞會經過的地點,見到火炬手跑過,就吶喊「中國加油」或者「Beijing / China, Go Go Go」之類的口號。當有一個或多個穿著橙色或其他顏色的衣服的人站在紅潮當中,發出了不同的異議聲音,例如「Stop Killing in Darfur」、「Beijing Olympics, We are NOT ready!」、「Free Tibet」、或者「民主加油」、「人權加油」,即被人搶去或試圖搶去他/她們手上的banner或標語,被以最情緒化最國族主義的「問候」「你係唔係中國人」、「漢奸」、「traitor」或者「This is not your country!」,甚或被推撞被打;當支聯會經過半島酒店呼喊「民主加油」、「人權加油」、「平反六四」、「釋放胡佳」的時候,就被國族主義者回以「中國加油」或者罵為賣國賊之類的,而原本(可能)只是看熱鬧的迎火炬亦加以呼喊。你/妳知道嗎?你/妳在給你/妳的孩子在上一課最壞的公民教育課,你/妳在身教孩子,在國族的榮耀,國族的出頭天,在這「高興」的日子裡,一切異議聲音都不應該也不得出現,一有出現就得消滅。出頭天的心態,其實來於心中的自卑,而把所有的異議都打成(即幻想成)邪惡的他者,這個邪惡的他者以不同的名義出現,有時名為反華勢力有時名為漢奸賣國賊,然後你/妳自己就可以posit一個被迫害的正義者的態度出現,這種集體的自卑、出頭天的心態聚在一起,就以最自大的方式出現,所有異議聲音必須被消滅。當你/妳的出頭天心態遭受異議而要消滅異議時,你/妳說這是愛國,其實你/妳是教孩子做納粹黨,做法西斯主義者。

當然,那些揮著最大的國旗的人,在以吶喊中國加油罵人漢奸來回應所有異議聲音時,總會有現場的人不是這種亢奮狀態;會有人找著舉示威牌的人合照。當你/妳看到以國族的榮耀回應民主、人權的訴求時,你/妳不會加把口去附和國族主義者,而你/妳和孩子在看著,國族主義是如何的不容異議,不容民主,不容人權,這可能是最好的一課公民教育課,讓孩子好好警惕,國族主義,或以族群民族主義的變裝出現的,是多麼的危險,多麼的不包容。你/妳願意以這眼前的一切,去教孩子,甚麼叫「雖然我不同意你/妳的觀點,但我會誓死捍衛你/妳表達意見的權利」(當然不包括racist, sexist and fascist這些非常不包容兼暴力兼排他的言論)嗎?如果你/妳願意,眼前這個類法西斯的國族主義場面,將會是給孩子的一課的最好公民教育課。

我走在尖沙嘴的街頭,我看見在紅潮下總是有一批又一批的人穿著Coca Cola的紅衣,或者Samsung的T-shirt,戴著Coca-Cola或Samsung或任何一個贊助商提供的cap帽,打著這些贊助商的棒棒;甚至在新聞裡看見有學生被動員去「支持奧運」是要被指定大喊贊助商的名字。這一切一切,我深信,這是給孩子上了一課最好最好的公民教育課,讓他/她們親眼看到國族和資本是如何處於一種共謀的關係(如果不是共犯結構的話),讓孩子親眼看到奧運如何離不開國族和資本,或者說國族和資本是如何無孔不入。

這究竟會是給孩子的一課最壞還是最好的公民教育課,也就真的在考驗著你/妳,尤其是作為老師或者家長的讀者。你/妳們希望孩子成為國族主義者(如果不是憤青的話)還是具批判思考,也就真的在看你/妳在怎樣給孩子上一課公民教育課。不幸的是,我們的政府、社會菁英和所謂的「賢達」,都在給孩子上一課最壞的公民教育課,卻口裡在說給孩子上了一課最好的公民/國民教育課。

延伸閱讀:

李智良的整理:Whatever that is called the Olympics

熊一豆:捉蟲(3)—理性

Kursk老師的:與學生上一次「紅橙」通識

Johncoal老師的:你今日紅色黑色定橙色?

小奧私陸:我們不要紅衛兵

李智良:赤色人寰

梁文道:如果你愛國,你會做出這樣的事嗎?

入境告示

五月 1, 2008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

熱烈歡迎各位旅客抵港

入境前請先填妥入境表格

請清楚列明閣下的姓名出生日期性別國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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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00八.四.三十

[推薦]深水埗民間規劃方案

三月 31, 2008

深水埗重建關注組方案:

一)規劃方案之原則及實踐方針:

1) 以人為本、可持續發展的原則:以《市區重建策略》中「以人為本」的原則,希望不破壞我們原有街坊的生活質素為最大原則。可持續發展,顧名思義,就是在社區原有的優點,人們原有的生活的優點,應予以保留,再在好的環節上面,再加以發展,至於一些需要改善的東西,則予以改善──這樣才是「可持續」。近年的社會發展已展示了推土式發展的盲目與危險,我們希望房協和發展局可以以史為鑑,真正以可持續發展的原則去發展我們這個社區。

2) 多贏、可行的原則:以 《市區重建策略》中「以人為本」的原則,希望不破壞我們原有街坊的生活質素,同時又讓社區有更新的機會,亦讓房協在此中可以有收益,更連地產商亦可以得 益。故此,我們選擇了盡量將參與這個留低方案的舖戶,盡量組合在一起,以方便重建地盤中其他樓宇的拆遷工程,亦令到不用清拆的幾個號碼的地積比率可以轉移 到地盤內新建的樓宇中。同時,我們提議的方案在時間上是最快可以留人又開展到重建的方法,各街坊也情願留在社區,以一呎換一呎的的舖換舖方法,放棄賠償,希望通過街坊的讓步,可以令多方達致多贏的結果。

3) 公平原則:我們想有個公平原則,意思是希望我們由原舖搬到新地點的方,並非籍此希望獲得比以前更優厚或更差的生活條件,而是希望同時保留舊樓與地下舖面,因為留在舊樓,我們才有能力負擔,不需要房協或政府提出任何另外的金錢優惠。

雖然關注組邀請了學者與專業人士為本方案提供協助和給予意見,但限於資源的問題,加上方案只牽涉重建地盤內極小部份的地方,方案提出的方法亦相當簡單,故,本方案只會提出一個基本可行的方向,至於細節部份,則希望留下討論的空間,與相關的政府部門商討。

)規劃方案之實踐方式:

)空間──搬遷方式:

我們將很想留在原區、不想接受賠償搬遷的街坊分為三大類,並進行原地保留或搬遷︰

1)三間車房及一間閣樓舖──保留福榮街502B-504B讓其遷入:這包括哨牙林補車(現址興華街5號)、金泰汽車(現址興華街11號)及大眾膠輪(現址元州街422號),他們需要一些可以泊車的街道,青山道這種旺街,反而不適合他們,所以他們之前一直在元州街、興華街及福榮街。地圖中可見,K22這個形狀,我們保留福榮街中間的一段(502B-504B),不會太影響地盤,因此便認為應搬三個車房連閣樓進去。

新忠花店的閣樓舖也會搬到這個地方,至於是否地舖,基於公平原則,它可以是,也可以不是,端看商討結果。

現時許多新樓都不願租給車房或其他有工場的行業,所以他們很難找到新樓繼續經營,而舊樓則愈拆愈少,所以他們很難找到店舖。當中哨牙林補車軚的舖面是兩面單邊,兩面皆可泊車,現在難尋;金泰則前舖後居,他亦難以在現存地方中找到前舖後居的單位。大眾膠輪則擁有1050呎地舖加1050呎 閣樓,再加一個樓梯底舖,當中空位可放三台私家車,再加數輛電單車,舖位樓高可以容許周先生在天花制架存貨。閣樓則是貨倉,可儲放大量存貨、單據文件,另 後巷及前街可暫放器材工具、門前馬路可以停泊兩排車。如果要這三間車房將舖面、貨倉、生活空間拆開來,他們將要有更多員工才能成事,因為當倉、車房分別位 於不同地方,零件搬運等事皆需找人特地遠道往還。這樣除了一方面成本增加,另一方面費時失事,同時,亦有部份車房不可能再負擔增加員工的開支而無法營業。

其實興華街轉角、元州街一帶車多人忙,實為旺地,他們搬往福榮街,其實已經較舊有舗位的條件差了一點,唯他們需找尋適合經營及大小合用之單位,亦需門前可停泊車輛。故他們亦肯搬往福榮街502B-504B的地段。

2) 檔仔──將青山道410號地舖拆成四個小舖遷入四個檔仔:

比如友聯電器(原址青山道389D2號地舖連閣樓及後巷工場)、菜檔(原址青山道389號地下C舖連閣樓)、潘拾園藝(原址興華街23號後樓梯舖),以及朱記報紙檔(現址青山道404號樓梯底街檔),我們都將之歸為「檔仔」類。它們都是小舖,我們會拿現存「新德記」(青山道410號地舖)的那個面向昌華街的舖位,拆成四個小舖予他們遷進。他們之前在昌華街及青山道,都是很旺的地段,如果搬遷,他們很難全都面向青山道,唯有「蝕底」一點,選擇靠近青山道,面向昌華街。

關於「檔仔」,一來他們有些已經不用再交租,另一些就算要租也只是二三千元,他們只能夠在低廉租金下才能維持生活及生意。他們現在找到的舖位最便宜也超過9000元, 而且是在樓價未升之前,所以他們現在很難找到適合舖位。如果他們要搬,即使有大舖亦無用,他們有些只需幾十呎地方,有大舖的話他們既要捱貴租,亦用不了那麼多地方,但本區最小的舖位也百多呎,他們得物無所用,所以最適合他們的就是租金便宜的小單位,故此他們選擇了面向昌華街的分割舖位。

其實,這對幾個做生意的檔口來說犧牲也頗大。朱記報紙檔的舖位本來面向青山道,而且是雙數號碼有巴士站那一邊,人流很好,在方案中卻縮在昌華街。另外菜檔和電器檔本來向著興華街,也是人流很旺,現轉去人流相對少的昌華街,也要做出適量犧牲。不過,為了保存其客戶和社區網絡,他們也願意作出這個犧牲。

另外,菜檔、電器檔、報紙檔,都只是街坊生意,他們主要服務在附近上班、工作及居住的居民,朱小姐舖位的客人多是的士司機、保安 員等,黎生客路是舊區居民及天台戶,菜檔主顧則是樓上樓下的居民,所以留在這區當中變得十分重要。如果他們要找新舖位,可能需要離開這區,到時可能不比這區旺,而且租金只會更貴,亦失卻了本區的網絡、元州和蘇屋邨的街坊客。

潘拾園藝方面,他只需擺放工具,但再高就走不了,因為他最長的工具有11呎, 擔心走太長的樓梯會平衡不了,會出意外。他以往只找地舖的後梯,他不用走樓梯,如今很多舊樓已被清拆,所以這亦是他難以再找到同類地方的原因。潘伯亦曾試過找工廠大廈,唯因年紀老邁,加上患有心臟病,有時工具太重會負荷不了。

3)青山道的大舖──保留青山道404-408號讓其遷入,當中一間原址保留:

這有現址406號的蘇記茶莊、395號的富貴城遊戲機中心

蘇記茶莊只想原位保留,此亦為已仙遊的創業者蘇 老先生所願。青山道對面,即「單數」那邊,有一間富貴城遊戲機中心,此遊戲機中心亦 會搬到青山道昌華街那邊,以盡量將舖位組合在一起為原則,盡量不影響拆遷工程。

蘇記茶莊,他最想就是原地保留,一來是因為蘇老先生的遺願,另亦因當地樓底高,很通爽,適合保存茶葉,而昌華街入青山道的轉角位置亦人流十分旺。青山道有分單數則及雙數則,雙數則是巴士站的集中地,亦是舖價最高的地方,在巴士站後面,容易招徠街客,蘇屋街坊亦會來買茶,而搬走了或已移民的客人亦會憑卡片找來,他們怕搬走後會失卻廿多年來的老顧客,所以他們想留在這條街。

不過遊戲機中心的牌照有需要政府的特別照顧──由於現時法例對遊戲機中心的規管,執業許可牌照是跟地址的,而牌照之批出與否,則視乎附近有沒有學校、另一間遊戲機中心等,因此,是十分難找到新舖,而且一搬舖位,所有東西及申請程序都要從新再來。

4)社區用途──青山道404410號及福榮街502B-504B的樓上住宅空間:

整楝樓會保存,樓下地舖會如上述讓想留下的商戶集中,而樓上就會空置出來,我們建議可用作社區用途:

l 新移民婦女及東南亞新移民支援中心:據參與方案的街坊平日觀察所知,深水埗重建區及周邊一帶,因多租便宜的住宅,故多有新移民婦女,很需要支援服務和托兒中心;

l 公共使用的社區中心:在K20-K23這一帶,雖然有社會服務,卻沒有社區中心,就近一間也要到屋邨範圍,但其實在公屋邨裡的社區中心,也無辦法再容納對舊區這邊的支援,而對街坊而言也稍嫌遠,故,建議可以在樓上設置讓街坊有閑暇活動的社區中心,可以由非牟利機構來營運;

l 駐場藝術家:近年已有不少本地藝術家認識到舊區的美和意義,也樂於以舊區做創作題材,重建區的街坊就曾與許多藝術家合作。建議可以公開招標的形式,招請駐場藝術家,如此也為將來的新社區生色不少;

以上幾點是由街坊的生活觀察所得出的建議,當然亦不排除有其他的社區需要,可以透過簡單復修樓上的單位而再利用。

乙)時間──分期搬遷清拆方案

這個分期搬遷清拆方案是可以達致既留人,又可以在最快的時間內開展到重建工作的方案,最快可以在一年內,街坊搬遷妥當,而地盤內需要清拆的樓宇又可以開展清拆工作:

1) 集中在福榮街的三間車房及一間閣樓舖:

 由於這幾間舖都是搬去福榮街502B-504B,而三間車房都分別有閣仔和閣樓,建議可先清拆福榮街502B-504B的三樓至六樓,留下地舖和二樓,讓三間車房和一間閣樓舖搬入。

 預計這種清拆只需要數個月時間,搬遷只需數個星期,而搬遷一完成,旁邊的樓宇就可開展清拆重建。同時,福榮街502B-504B的地積比率又可轉移給旁邊樓宇,對發展商亦有利。

2) 集中在青山道的大舖和檔仔:

這些店舖分佈在K20K21K23的重建地盤內,而在我們的方案中,他們全都會集中在青山道404-410號的地舖。最快的方法,就是在清拆福榮街502B-504B的三樓至六樓的同時,所有店舖先行搬遷集中到該處。其實,部份商戶如蘇記茶莊其實不用移動,這個搬遷只需時一個月便可以處理妥當。

 因此,計劃開展一個月後,本來在K21K23重建地盤內的想留低的商戶的店舖,就會可以騰空本來的空間。換句話說,此計劃開始一個月後,K21K23的重建地盤內所有樓宇,就可以開始清拆。

丙)財政──多贏方案

這個方案將不會影響重建地盤中其他樓宇的建造樓層,甚至可將保留的建築物的地積比率轉移給旁邊的樓宇,對房協及發展商可以在重建項目中所獲的資金,幾可以說沒有影響。同時,為留在這社區中生活,參與規劃的街坊都願意放棄賠償,以舖換舖的方法,希望令多方都享有多贏的結果。

方案及研究全文,歡迎用力轉貼

醫療融資當前,讀《發明疾病的人》

三月 14, 2008

不!我不相信這是巧合。當幾個小朋友突然去世,陸續有學校因流感恐慌停課,城市不知怎的招魂了沙士時期的恐懼/失控的時候,政府突然公佈「醫療融資」的方案,以「諮詢」「市民」的意見。醫療融資是甚麼?就是政府縮沙,把醫療福利這個原本應該由政府負責的範疇,進行私營化,叫大家去買保險,推市民落私營醫療體制。無錯,講得直接一點,其實就是社會福利私營化、公營服務私營化的neoliberalism又一例子(對上一個是把鐵路私營化的「兩鐵合併」)。

唔講咁多,抄書,抄自德國醫藥記者Jörg Blech的《發明疾病的人》Die Krankheitserfinder 的華文譯本,張志成譯,台北:左岸文化,2004):

疾病發明出來以後,要先被公眾意識接受,病患和醫療保險公司才會心甘情願掏錢給相關藥物和療法。一直以來,所有健保改革一再錯過掃除發明疾病的機會,使疾病發明家在合法保障下榨取社會保險。但是連自費者也輕信那一套,全沒站出來制止。

由於德國健保制度採取互助原則,所以任何人到須納保。每個德國居民,從嬰兒到老人,每天要繳七塊多歐元給健保體系。健保支出在一九九二年為一千六百三十二億歐元;二00一年達到新高,為兩千兩百五十九億歐元──相當於國民生產毛額的百分之十點九。

藥品支出尤其暴漲:德國二000年藥品支出增加到三百二十四億歐元,首度超越醫生醫療開支 。OECD(經濟合作發展組織,成員是全世界最富裕的三十個國家)會員國的公眾藥物支出,在經濟總額中所占比例從一九七0年的百分之零點四增加到一九九六年的百分之零點七。這個數字看起來渺小,背後可藏著傲人的成長:比平均經濟成長率多了一點五個百分點。

藥商因此愈來愈龐大,愈來愈有錢 。若以總市值衡量,大藥廠簡直富可敵國。輝瑞藥廠名列全球第十七,贏過一千三百萬人的瑞典(第十九位)和新加坡(第三十九位)。

英國紐菲爾德生物倫理委員會(Nuffield Council on Bioethics,由十五位哲學家、醫生和科學家組成的精英團體)認為我們生命的醫療化已成了超級趨勢。在一份二00二年出版的報告中,這個國際矚目的智庫預言:「其中一個問題在於診斷行為被擴張的這個趨勢,換句話說,疾病已被擴大定義,愈來愈多個體陷入診斷大網。」這群有先見之明的英國人認為,追求獲利是其中的動力。「若有藥物針對某一特徵發展出來,該特徵就可能被視為疾病,或被當成需要治療和改變的東西。」           (頁41-43)

我們的生活廣泛醫療化,嚴重導致醫療體系財政愈見吃緊。德國的法定健保支出年年攀上新高,從一九九一年九百七十六億歐元增加到二00二年達一千四百二十六億歐元。光德國就有四百一十萬人左右從健保體系賺錢,換句話說,這些人靠其他人生病或覺得生病來過活。

美國專家琳.佩爾估計,假如我們社會的疾病數量「有止境」的話,醫療業的競爭將帶來便宜且優質的醫藥。「但因疾病奠基於模糊的、政治的概念,所以供應商基本上可藉由擴大疾病定義來自行創造需求。」目前我們仔細觀察的健保體系洗劫案就是其後果。

倘若健康的人爭奪真正病人的資源,講求互助的健保體系將陷入危險。開荷爾蒙給因停經期而成為病人的婦女,每年約花費德國健保體系五億歐元。真正花錢的是降膽固醇的施德丁類藥物,有人說它是能普遍降低心血管疾病風險的特效藥,歐洲心臟科醫師學會就呼籲廣開該藥。若真的實施該學會的心臟保險計畫,依現行市價計算,每年所需的施德丁藥物共計一百九十億歐元,將近占德國藥物預算(二00二年為三百二十四億歐元)的三分之二。

然而按照德國健保體系的基本邏輯,財務不是用來獨惠百分之二十的病患,也不是要嘉惠百分之八十的「健康病人」。白白花在非必要醫療的每一分錢,若用來投資別的該有多好,例如治療重症病患或改善醫院的工作條件。把醫療資源濫用在富裕民眾身上真令人慚愧,想想看,若把這些錢拿去開發中國家,改善衛生措施、取得乾淨飲水、疫苗接種,能救多少人啊!                     (頁208-210)

延伸閱讀:

香港電台《鏗鏘集》:「自身難保 」──探討香港現行醫療保險的問題,結語更質疑醫療融資把人推向這個有問題的制度是否恰當(對不起,只找到介紹,找不到那段片,好像圖書館會有)

李智良:〈筆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