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chive for the ‘詩/寫作人語’ Category

既遙遠又親密──一個外人對台灣文學系所及研究的印象

五月 30, 2011

初接觸台灣文學系所的研究,應該是從寫碩士論文時開始。我的碩士論文研究「華語語系比較文學」(Sinophone Comparative Literature),希望開拓一種能讓各種以廣義的華語文(Chinese / Sinitic languages)為書寫語言的文學作品和研究相互參照的可能的方法。不過由於時間及語言能力所及,其實論文內牽涉的主要論戰和作品討論,多集中在香港、台灣和馬來西亞的華語語系文學(Sinophone Literatures)。當時,指導老師知道我其中一個會引申討論的地方,是從文學獎開始的,於是她給了我一篇研究兩大報(中時、聯合)文學獎的論文;再沿此條路,我找到了成大台文所張俐璇2007年的碩論《兩大報文學獎與台灣文壇生態之形構》,這或許是我接觸台灣文學系所的研究的起源吧。

 

作為一個在外面的觀察者(或研究成果享用者),綜合地說我是極其依賴這些研究的史料整理及其分析框架,而我較為有所保留的,是在怎樣理解「本土」/「在地」形構與串連的關係、怎樣理解在地語言和強勢語言上的關係、怎樣理解那些中國中心論者。不過,這些也只可以說是保留,或是有商榷的餘地,但總體來說,還是裨益不少。真正令我心寒的,其實是某些佔據高位的台灣文學系所教授和台語文學論爭內的「戰將」。我碩論的其中一個大章,是論文學語言(及文化)的純粹和混雜性。在1990年代兩次「台語文學論爭」中(參見呂興昌、林央敏主編《台語文學運動論文集》),「交戰」各方,不少時候雖然立場迥異,但其邏輯與盲點卻出奇地一致:例如「非本土陣營」的陳若曦認為,大量使用「方言」書寫會窒礙閱讀,並認為統一的語言和文字有利於族群和諧,而提倡台語(指河洛語)創作將會損害生命共同體;陳若曦的盲點,在於其把「和諧」與「統一」混淆,並認為共同語(lingua franca)應享有絕對的地位,這無疑是延續過往壓迫性的語言政策。然而,這種邏輯卻跟「本土陣營」裡面的其中一個極端吻合:林央敏在極具爭議的〈回歸台灣文學的面腔〉一文中,宣稱只有台語文學才是台灣文學,並以為「以多數代表全體」是理所當然和自然的。可是,正如彭瑞金回應說,語言問題不能以暴力(包括制度與人數上的暴力)解決,即使以政治手段解決了語言問題,但剩下不以多數人口母語作為母語的族群又怎樣呢?在這裡,其實這兩種立場迥異的極端,其實都共同承襲著同一個邏輯或盲點:高舉單一語言作為單一共同語,並封殺了討論的空間。在壓迫其他語言使用者和其他語言創作者上,透過官方力量或是數人頭,所呈現的暴力其實分別不大,更弱勢族群的文化權利依舊排拒在外,他/她們使用母語的創作依然不會被正視。

 

文學語言的論爭無法獨善於政治之外,一個族群的語言怎樣才把政權認可作為官方(不論是否唯一)語言肯定是政治問題。我擔心的,是在這種過程中,會否因為妒恨政治(ressentiment politics)的關係,複製(前)殖民者的邏輯。寫碩論的過程中,拜到了這次「蔣為文VS黃春明」事件中的主角之一──成大台文系副教授蔣為文的兩本著作《語言、認同與去殖民》(Gí-giân, Gīn-tông kap Khì-sіt-bîn)和《語言、文學kap 台灣國家再想像》(Gí-giân, Bûn-hảk kap Tâi-oân Kok-ka Chài-sióng-siōng),真是教人嘆為觀止。蔣為文認為當法國殖民越南時,以法語取代漢語,成功把越南脫漢(去漢化),並使日後越南更容易建立自己的國族身份;質疑為什麼日本殖民台灣時,不取締漢字,並認為若當初日治時期取締了漢字,並以假名書寫,日後脫離殖民統治時,台灣人國族意識醒覺的話,就自然會使用更「國際化」的羅馬字。在蔣為文的邏輯中,似乎任何能去漢化的政策都是可取的,其無視日本皇民化與國民黨的國語政策背後邏輯的大同小異,而自己對待前殖民者語言(漢語)的態度,就與國民黨政府對待日語的態度無甚分別,都以同一邏輯運作。

 

當蔣為文向黃春明嗆聲時,其狹隘、本質論的文學語言想像,可謂暴露無遺,更可悲的,他背後的邏輯,與他所要對抗的殖民者的邏輯其實無甚分別,更加窄化了台灣文學的想像。幸甚,在這次「蔣為文VS黃春明」事件發生後,不少台灣文學系所的老師、舊生和學生,及台灣文學的研究者都紛紛寫文章,表達一種更多元、更容讓討論空間的台灣文學想像。這次「蔣為文VS黃春明」事件,變相成為成大台文系(所)的內爆,更可以讓外界知道,台灣文學系所所關心的、所提倡的文學(史)觀,並不由部份研究者或教授所壟斷,期許這次事件將更拓闊台灣文學研究和台灣文學系所的可能。

 

從華語語系比較文學的觀點來說,這些論爭其實亦可供其他華語語系文學場域參考,舉個例說,粵語(廣府話)使用地區就是了。當粵語創作被現代標準漢語所壓抑,而粵語使用者或創作者希望自己的母語被重視時,我們是否同時意識到其他語言使用者的存在;我們又該怎樣做,避免自己成為了粵語版的蔣為文,似乎亦是值得我們深思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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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實.現場:書寫與社會運動

七月 27, 2010
紀實.現場:書寫與社會運動
日期:2010年8月7日(星期六)
時間:下午4點至6點
地點:序言書室(旺角西洋菜南街68號7字樓,銀行中心Body Shop對面)
主持:盧勁馳(詩人,著有《後遺》)
對談人:李維怡(《行路難》文字耕作者、獨立紀錄片工作者)、洛謀(詩人,著有《島嶼之北》)
簡介:
書寫和社會運動有甚麼關係呢?彼此間有甚麼張力?從保衛天星碼頭、皇后碼頭、反高鐵到各個社區運動當中,越來越多藝術工 作者介入社會運動,這是好事還是有所隱憂呢?這些藝術作品是動員、紀實還是回應現場呢?這些藝術作品是參與運動,還是收割運動呢?當藝術工作者置身於運動 中,又會怎樣看待自己的作品呢?藝術的獨立性,和對運動的承擔,兩者真的有衝突嗎?是次活動的兩位對談人,既書寫又參與社會運動,誠邀每一位關心書寫、創 作和社會運動的朋友,來豐富這場討論。

除了這裡,別無故鄉 ──(不存在的)鄉土文學

七月 26, 2010

(0)

島嶼之北,或許是述說這個城市的故事的一個起點。

不管你願意與否、認同與否,百多年前,島嶼北部的一個海角就被英國人易名為佔領角,為土地劃界,釐定他們所屬的領域,並把當地的人納入或排拒在這些邊界裡。自那刻起,島嶼北部就和整個城市息息相關;自那刻起,這個城市的政治和經濟相關的據點,就在島嶼北部,並從北部往三方慢慢散開,甚至跨島北移;島嶼北部,就成了整個城市的政治中心和經濟中心,也成為了不少本土社會抗爭的、甚或暫駐本土而發動「第一次」抗爭的現場。

是的,這個城市有許多讓大家都牢牢記住的、重要的抗爭,都在島嶼北部爆發(似乎只有幾次發生在半島和半島北方;雖然那幾次也特別的重要)。

(一)

除了七一遊行以外,這幾年發生了好幾場大型的社會抗爭行動,不論是天星碼頭、皇后碼頭的保衛運動也好,反高鐵的過度撥款也好,我們都聽見當局有種說法,甚麼理解年輕人訴求、會加強和年輕人溝通云云,然後自己胡亂推測:甚麼年輕人買不到附設會所的樓房、甚麼年輕人職位升遷的流動性下降、甚麼年輕人可能比較反叛云云。猶有甚者,在反高鐵撥款的抗爭中,有報紙引述官場耳語,謂這個城市的在上者急商對策,不如多辦資助課程或多搞文娛康樂活動,令年輕人把時間放在「正途」也好、唱K也好,總之就要令他們沒時間上街遊行和抗爭。

在這個城市生活了這麼多年,對這些引喻失義、自以為是,而最終進退失據、無法面向問題根源的說法毫不陌生,因為它在這個城市一而再、再而三的被複述。當傳媒引述政府高官那些唱K消耗青年體力論的耳語時,感覺是何等熟悉,彷彿就回到四十多年前、我尚未出生、香港特區政府現在的高官還在唸書,或剛進入殖民地政府的年代:1966年,政府不顧百物騰貴,漠視反對聲音,一意孤行批准天星小輪加價,最終導致「九龍騷動」;其後,政府委任的調查委員會發表報告書建議,「要利用青少年活動疏導青少年過剩的精力,作為預防社會騷動方法之一」。難怪有人嘲笑:四十多年過後,香港政府是否打算辦一次「香港節2010」?四十多年前,「九龍騷動」過後,殖民地政府也不得不承認這一次的「騷動」,不同於之前它所面對的其他「失序」事件,並非由外在勢力所引發,而是一次在地民眾不滿時局所引發的;然後,殖民地政府作出了一個結論,務必要加強民眾對「本地」的認同和歸屬感,加強他們對香港的責任心。

香港的本土意識根源,從來都至少有兩種:第一種,就像殖民地政府希望那種,透過加強民眾對本地的認同和歸屬,使之方便其管理,所謂「香港是我家」,無非都是希望「清潔齊參加」,而不是「抗爭齊參加」;第二種,就是真的活出「香港是我家」的意義,因為我活在此地,所以我關心此地的社會、此地的人民。沒有人否認香港是個移民社會,生活在這裡的人,多數是移(難)民或移(難)民的後代,但這不代表活在這裡的人會永遠自視為過客。我是移民的第三代,我身邊不少朋友也是;於我來說,除了這裡,別無故鄉。當我看見我的故鄉被在上位者、被自稱菁英的人破壞,又豈能無動於衷?移民也好,移民的後代也好,在這個城市活了這麼多年,又豈能不關心自己生活的地方,又豈能對身邊的事視而不見呢?

這幾年的社會抗爭,某程度上來說,是故鄉保衛戰,也是對這個城市的重新認識。在這個重新認識的過程,發現在上位者原來是怕「香港是我家」的。這也難怪,最初殖民地政府提出「香港是我家」,不過是想把這裡的人統統都變成順民。諷刺的,是當這裡的人把「香港是我家」玩真時,政府就以甚麼競爭力、邊緣化、加強融合、保育和發展要平衡等說法,想這裡的人忘記「香港是我家」,或停留在「清潔齊參加」的年代。當我城的民眾在保衛我城的城市空間、當反高鐵的民眾在全港各區苦行、當手是這樣觸著這個城市的土地,每個人的個人歷史、城市的歷史就這樣連在一起,連在一起的不是甚麼血脈、甚麼國族的口號,卻是那最根本的、對這個城市、對這裡的人的關顧;它可以形成一種力量,不獨停留於此,而是關顧別的地方所遇見、相類的事情。

(二)

文學和社會的關係,彷彿是個永恒的命題。

中學時修讀中國文學科,當局挑選的篇章,不少也有社會面向。我們讀過這麼多具備人文關懷的文學作品,你說完全沒有受它影響當然是沒可能的。後來,寫作的日子久了、讀到的文學作品和理論也多了,就會發覺單純的人文關懷其實是不足以支撐作品。如果人文關懷缺乏真實的社會經歷、缺乏平視的視角、缺乏在地的關懷的話,可能會變得虛浮,寫成的作品也可能會變得空泛,只是旁觀他人痛苦,而沒有介入的意味;最終,現實只會淪為作品的背景,甚至損害了人文關懷本身。

文學回應甚或介入社會,或曰文學的再政治化,不等於文學庸俗化或把文學淪為意識形態的附庸。不論歐美的左翼文學傳統或後殖民、第三世界的文學理論,都有不少對於文學和社會關係、文學如何介入社會、何謂文學的再政治化的討論。我認為,理所當然地去堅持文學的「純粹性」或私密性,有一個最大的盲點,它忘記這種說法也是一種時代的產物:在冷戰結構下,對事物的理解被截然二分,西方社會習慣把蘇聯和中共等視為等同於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當蘇聯和中共等國推行泛政治化、意識形態和「集體」高於一切的政策,把不少作家視為社會寄生蟲而批鬥、流放,就使得「集體」和「政治」得了污名;於是,文學的「純粹性」、「私密性」便成了一種對抗「萬惡的共產主義」的反抗,一種「自由的」反抗,雖然當中含有不少對左翼和基進的誤解。問題是,當社會的時勢有所不同,當整個政商聯盟正希望社會不再擁有集體、每個人都只關顧私密,文學和藝術只顧形式、反映內心而不具有任何的社會批判,再理所當然地認為文學就是文學、理所當然地去堅持文學的「純粹性」或私密性,會不會正好又成了另一種意識形態的附庸呢?

當歐美第一世界的作家還有空去慢慢討論文學應該公共還是私密好的時候,在鬧獨立、鬧完獨立但殖民的陰霾仍在的第三世界作家卻沒有這個閒情逸緻。對這些作家來說,怎樣去重新思考自身和前殖民者的關係、怎樣去脫離前殖民者和其他歐美強國在政治、經濟、文化上的控制、怎樣使獨立後的新興國家真正屬於人民而不是特權階級,是當務之急;而文學和藝術可以怎樣自處、不再是重提殖民者的老調子,是必須處理的問題。你問這些作家文學和社會的關係?肯亞作家Ngugi wa Thiong’o告訴你,「每個作家都置身於政治裡,問題是那是怎樣的政治」;尼日利亞作家Chinua Achebe更開宗明義:「為藝術而藝術,無異於一陀除臭的狗屎」。

文學介入社會,不等於文學就缺乏了想像、缺乏了獨立性。對於文學如何再政治化,我歸納了兩個互相補足又不衝突的取向:翻譯者和解放者。在由官方或統治階層所書寫的歷史,往往都會對底層人民視而不見、把其中的衝突與不安輾平,企圖蒙混過關,而文學作品則把其中那些沒有被說出的故事、即使當事人說出了也會被扭曲的故事,透過文學作品呈現出來;但這種呈現,卻不是使作家消失、使文學作品變成一面鏡,「如實」「反映」社會,而是透過作家本身去理解包含整個結構和層次的社會現實,並透過文學作品與之對話,並透過作品「翻譯」出來,這就是文學的「翻譯者」角色。解放的先決條件,在於作家理解到文學的自由與社會的自由是不可分割的。南非作家Peter Horn提及,解放是一個讓我們脫離「小機械人」的過程;作家要意識到,自己的命運、自己的作品,與社會本身也憂戚與共,沒有真正解放的社會,也就沒有真正解放的文學。當作家意識到這個關係,把文學和社會拉回一個更為緊密的關係,去思索改變的可能,這就是文學的解放者角色。

請不要誤會,文學作為翻譯者和解放者,並不代表文學是單一、庸俗、低質素或遵從某一黨性,正如Peter Horn所說,解放就是不讓我們繼續做小機械人,我們就怎能讓我們的作品成為小機械人呢?事實上,即使被中共在文革時期奉為文藝政策金科玉律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是反對缺乏質素的文學作品,也反對文學作品的庸俗與乏味。在〈延安講話〉中,毛澤東斬釘截鐵地說:「普及工作和提高工作是不能截然分開的。不但一部分優秀的作品現在也有普及的可能,而且廣大群眾的文化水平也是在不斷地提高著。普及工作若是永遠停止在一個水平上,一月兩月三月,一年兩年三年,總是一樣的貨色,一樣的『小放牛』,一樣的『人、手、口、刀、牛、羊』,那末,教育者和被教育者豈不都是半斤八兩?這種普及工作還有甚麼意義呢?」我想,這篇講話的問題在於後來的執行上只重視其前面很多的黨性,但不重視它的目光;或者,之後的執行只拿篇名了事,根本沒有打算去貫徹它通篇很多具批判性的地方──但這些並不足以去否定整篇〈延安講話〉。同理,即使過往在文學再政治化中,有做得不好的地方,但這可能在於作者的功力,或理論者的一些盲點,但並不在於其目光,更不應去否定文學的公共性。

(三)

香港華文文學有一個我視之為瑰寶的優良傳統:從生活出發;而香港當代華語詩亦有另一可貴的特色,它比亞洲其他地方的華語詩,更重白描和敘事。這些特點,都為重新思考文學介入社會的可能,奠下良好的基礎。

「從生活出發」這個傳統本身就鼓勵作者透過文學作品回應其生活的種種,其文學的養份源於其生活,需要理解和感受現實社會所發生的事,而不單是關上房門、發掘其內心深處、參考幾篇名家技巧就寫成一篇作品。當作者首先是作為一個活在真實社會的人,然後才作為一個作家的話,他或她的生活都要經歷真實社會上的種種,而其書寫從生活出發亦意味著從他或她經歷的真實社會出發,這當中更包含了許許多多不被重視的故事。不錯,從生活出發而非從發掘內心心處出發,從外在世界出發而非內在世界出發,作家也就有機會透過文學作品去回應、去翻譯這真實社會發生的事,大至一次大型社會運動、一整個城市的發展,小至一個小社區的變遷、一個被忽視的家人。詩的白描和敘事,更讓詩人去視考詩的語言,在沒有華美的辭藻、奇特的意像、出色的比喻外,還可以有甚麼呢?是不是向我們的口語探索?是不是趁機更新我們日用的語言?是不是可以建立另一種的美學取向?是不是我們還需要,好好去觀察和感受我們的生活、好好去細看這個社會的種種,以平視、平等的角度,透過詩,好好和這裡的人、這裡的事去對話?

從生活出發的書寫,無法逃離在地,也無法逃離現實的故鄉。如果我們不看香港,在華文文學的經驗中,還有甚麼可以借鑑呢?我認為,台灣上世紀三十年代和七十年代兩次鄉土文學運動是可供借鑑的。你可能會說:香港是一個城市,哪來鄉土?先不去斟酌香港這個「城市」也有「鄉郊」聚落這現實,我們還是先討論「鄉土文學」是否有地域限制。「鄉土文學」一詞由黃石輝在上世紀三十年代提出,他針對的是舊文人所書寫的文學作品,與當下的現實生活、當下的勞苦大眾所經歷的是沒有任何關係,單純把作品語言從古典漢語換成漢語白話文,也於是無補,是故提出以當下、當地的語言,去書寫當下、當地的所見所聞。上世紀七十年代,王拓在〈是「現實主義」文學,不是「鄉土文學」〉一文中,指出七十年代所說的「鄉土文學」的「鄉土」,所指的是當下的社會環境和生活現實,並不侷限於鄉村,也可以在都市,是一種植根當下現實社會,以呈現社會現實、人們生活和願望的文學作品。因此,「鄉土文學」並不應只在鄉郊和鄉村,城市也可以有其「鄉土文學」。當一個作者視香港這個城市為自己的故鄉,作者書寫的文學作品又豈非這個城市的「鄉土文學」?

香港這個城市的「鄉土」,並不單純指「鄉村」或「鄉郊」。畢竟,在法制上、經濟上「擁有」土地,不同於「生活」在這土地上。我的「鄉土」、我的「生活」,來自這個城市的小社區、這裡的街道、這裡的城市空間,就讓我好好地去發掘這些地方隱沒的、那屬於庶民生活的故事,再讓我透過我的作品去回應、去「翻譯」出來、去思考改變的可能,這就是活在城市的「鄉土文學」,也是讓文學再政治化、讓我的詩去介入社會的起點。唯有這樣,才能落實真正的人文關懷,不致於把人文關懷淪為口號。這樣,我們才有可能思考文學的解放可能,再思考文學可以做到甚麼。

(《島嶼之北》後記,刪節版刊登於2010年7月23日《明報.世紀版》)

2009年10月香港作家台灣之行

十月 20, 2009

1) 不存在的鄉土:香港作家對談 (運詩人 X 李智良 X 洛謀 X 宵媽拆蟹 X 盧勁馳 X 謝雪浩@舊香居)
日 期: 2009年10月23日 (星期五)
時 間:晚上7:30
地 點:舊香居(台北市大安區龍泉街81號1樓)
報名電話:2368-0576 or mali:jxjbooks@seed.net.tw
主持人:房慧真
對談人:李智良
洛 謀(《黑鐵時代之歌》作者)
宵媽拆蟹(《大撈便.細撈便》作者)
盧勁馳(《後遺》作者)
謝雪浩(台港兩地作家,台大中文所碩士生)
活動簡介:
香港予人的印象就是一個城市,談論香港的文學,很多時就會納入「城市文學」的框架,並視之和「鄉土文學」作為一個對立。
在這個「城市文學」的框架,一套又一套慣性的,以城市中心為想像的文學論述就會出現。這種香港城市經驗的想像,最明顯的莫過於以「公共屋邨」(類似台灣的「國宅」)為草根經驗的底線,但當一代又一代香港成長的作家,無法在這種城市中心的經驗與想像中,併合到自己的成長經驗,或是因為他們是活在城市的邊緣,或活在城市的流徙中,又會是怎樣一回事呢?
香港文學是如何呈現著這種有別於城市中心的另類「城市文學」呢?
在缺乏「鄉土文學」傳統的城市,是否又無法談「鄉土文學」呢?
如果真的要談的話,這種另類的「城市文學」經驗又何以呈現哪種「鄉土性」或哪種「城市性」呢?
幾個成長背景不同,經驗卻又彼此重疊的香港作家,會在這次對談中分享他們對「不存在的鄉土」的看法,一起閱讀他們是如何書寫這個「不存在的鄉土」

主持人簡介:
房慧真
1976年出生於台北市,愛貓之輩,恬淡之人。現就讀台灣大學中文研究所博士班。網路筆名「運詩人」,《單向街》(台北:遠流,2007)

對談人簡介:
【李智良】:香港大學比較文學系碩士。其文字混雜不純/馴、執於字句的聲色觸感,帶有「按捺住又處於失衡邊陲的感傷」(陳智德/《信報》)。1999年自資出版中、英雙語詩歌/小說集《白瓷》(Porcelain,Exist Random)。2008年出版散文集《房間》(郭詩詠編,Kubrick/ 廿九几),獲「香港書獎2008」,為精神科「治療」的無效與不人道立下存照,亦藉個人的「病歷書寫」,觀照城市住民、零餘者的存在狀態與情感結構,以「極清醒而又陷溺的文字樣態」(陳佩甄/《破報》)提出一種「病體」與後殖城市生活的辯證。
李智良現為「香港獨立媒體網」編輯之一。個人部落「處決1938!」,見: http://oblivion1938.com

【洛謀】:本名岑學敏,香港大學比較文學系碩士,著有詩集《黑鐵時代之歌》(明德出版),曾獲香港中文文學獎、城市文學獎、青年文學獎、香港大學新詩獎等獎項。部落格〔Transparency and Opacity〕:https://desmondsham.wordpress.com/
【宵媽拆蟹】:本名黃鳳儀,著有《大撈便.細撈便》(香港三聯,2009)書名《大撈便.細撈便》,原是水上人家的術語,解作「船頭的左邊和右邊」。出生長洲,漁民之家的黃鳳儀,把昔日在船上生活的趣事,通過文字、插畫記錄下來,以此書參加第二屆《年輕作家創作比賽》獲獎。
【盧勁馳】:筆名「不信」,香港大學比較文學系碩士研究生,詩人、作家,作品散見於秋螢詩刊、字花 (雜誌)、月台、詩網路、詩潮、城市文學、呼吸詩刊等文學刊物。曾奪多個文學獎項,包括城市文學獎新詩組冠軍,青年文學獎詩獎。更於2009年奪得第二屆「年輕作家創作比賽,後獲地產商資助出版個人詩集《後遺——給健視人士.看不見的城市照相簿》。
個人網站:不信的日光語
新作:《後遺——給健視人士.看不見的城市照相簿》(香港三聯,2009)
【謝雪浩】:香港詩人關夢南、黃燦然等人催生的零點詩社成員之一。曾以〈今夜星星們唱著快樂的歌〉獲2002年香港第二十九屆青年文學獎新詩高級組推薦發表;以〈夜雨行〉獲第十一屆臺大文學獎新詩組佳作,作品散見於《字花》、《素葉文學》,現就讀於臺灣大學中文所碩士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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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後遺──給健視人士‧看不見的城市照相薄》盧勁馳分享會 (許赫 X 盧勁馳@有河book)

時間:10月25日(周日)PM  2:00~4:00
地點:有河book(出淡水捷運站沿河走3分鐘注意二樓)
主講人: 盧勁馳
對談人: 許赫
※活動免費,歡迎參加

書本簡介

《後遺》一書,收錄勁馳九年來的詩作共四十一首,分為「盲人自畫像」、「唯物主義的樂觀態度」、「定向」、「支離」和「時間的和聲」五輯,題材涉及對自身殘疾經驗的鬱悶、省思、自嘲,從個體的生存境遇量度城市的節奏,充滿落差的身體經驗,以及在他者面前的失語,或愛情。他認為《後遺》並非檢閱過去,「只可以是一樁現在的憾事,屬於我的障礙社會的盲點,屬於失焦生活不能詳述的原委,屬於企圖觸摸卻無法觸摸的現實所牽制對於繼續生存下去的焦慮…」

書內附有多幅友人為他拍攝, 代他拍攝,以及他親自按下快門的相關攝影作品,企圖在文字與影像之間,看與被看之間,看得見與看不見之間,經營一種足以滲透在正常與殘疾身體之間的語言、音色和情調。

於是後遺,就是一種情態、一份困悶,影像、字體與音節之間,那個你,與身體的缺陷,差一點就能觸碰的距離,一切取決於,你是否願意參與其中。

評論:

《後遺》這本詩集給我極深刻的觸感。我在〈誤認〉裡看見一個「不安於位又隨遇而安的靈魂,不斷從背光的生活學習詩的智慧,當然不需要任何同情分——要是你因感動而生起同情之心,他大概不會介意,但我勸你還是省些吧,誰有資格跟一個那麼睿智的心靈奢言同情?」那是「觸及那不可觸及的」,那是從沒觸及的觸及,在這本詩集裡幾乎是唯一的、也是永劫的主題:
— 葉輝

《後遺》一書在質疑視覺的限制之後,也更著意於探求另一種視野,另一種觀看的可能,這已經與生理視覺是否健全無關,因為它最終指向的是另一種創造的可能,穿越世界表象和照相簿式的記錄,成為更純粹的視覺語言象徵。 — 陳智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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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他者的可見與不見 (李智良 X 盧勁馳@清大人社院)

時間:10月28日星期三 下午三點半至六點
地點:清大人社院C405教室
主辦:台聯大文化研究跨校學程、清大人社系文化研究學程、清大中文系、清大亞太/文化研究室、交大亞太/文化研究室

那是電燈瓦斯燈照射通明不見日月星河的白日白夜、機器化城市生活把血用肉之驅壓成模鑄部件、情感流向欲望流向與資本流向一樣籌劃無誤的時代,屬於我們的時代,要是有人在喧囂的市街中指著頭上裂開兩半的天說:「天裂開了。」或者在車站行人輸送帶上突然聽見血汗與淚滴往地底的聲音並指著快速向前的履帶說:「我們腳下有老弱傷殘的隊伍。」人們會怎樣理解他的嘆息、看不見的所指?

這無疑是一次有關「對話的可能」的對話,誰是誰的他者?如何靠近?一個「精神病患/作家」與「視障者/詩人」的書寫經驗,可以折射怎麼模樣的「我們」?而且,就像梅洛龐蒂所言,「當『能看』與『所見』之間,在『能觸』與『可觸』之間,在一隻眼睛與另一隻眼睛之間,在手與手之間,某種交融發生,人的身體出現了‧‧‧‧‧‧」

李智良,香港大學比較文學系碩士。其文字混雜不純/馴、執於字句的聲色觸感,帶有「按捺住又處於失衡邊陲的感傷」(陳智德/《信報》)。1999年自資出版中、英雙語詩歌/小說集《白瓷》(Porcelain,Exist Random)。2008年出版散文集《房間》(郭詩詠編,Kubrick/ 廿九几),獲「香港書獎2008」,為精神科「治療」的無效與不人道立下存照,亦藉個人的「病歷書寫」,觀照城市住民、零餘者的存在狀態與情感結構,以「極清醒而又陷溺的文字樣態」(陳佩甄/《破報》)提出一種「病體」與後殖城市生活的辯證。
李智良現為「香港獨立媒體網」編輯之一。個人部落「處決1938!」,見: http://oblivion1938.com

盧勁馳,盧勁馳,筆名「不信」,香港大學比較文學系碩士生,詩人、作家。作品散見於《秋螢詩刊》、《字花》、《月台》、《詩網路》、《詩潮》、《城市文學》、《呼吸詩刊》等文學刊物。曾奪多個文學獎項,包括「城市文學獎」新詩組冠軍,「香港青年文學獎」詩獎。於2009年奪得第二屆「年輕作家創作比賽」,獲香港地產商展商資助出版個人詩集《後遺——給健視人士.看不見的城市照相簿》。
個人網站「不信的日光語」,見:http://mypaper.pchome.com.tw/clayton
《後遺——給健視人士.看不見的城市照相簿》(香港三聯,2009)書目資料,見:http://www.books.com.tw/exep/prod/booksfile.php?item=0010446473

老街

五月 28, 2009

老街其實不算太老
比起最喧鬧繁盛的街道
它算是年輕
老街沒有承載城市的車輛
每年興建拆毀又興建的樓房
它靜靜躺在中間
每天人們如常出入
如常上班如常卸貨
如常

在老街的中央
生長一家雜貨店
店家阿伯做了四五十年
賣米賣茶賣醬油
賣廁紙賣蛋賣調味料
年前還有單車送石油氣
不過阿伯年紀漸大
除非在這條街
其他都不送了

雜貨店繁忙不算繁忙
靜不算無聲
反正幫襯的
都是附近的街坊
和學懂幾句粵語的移工
有時阿伯晚收一點
在等他的朋友
斬半斤叉燒喝兩杯酒
四五十年來
就這樣養活了他一家
也偶爾有兩三個學生
訪問阿伯做作業

這天,老街擠滿了人
這些人拿著攝影機
竄來竄去
拍攝樓房拍攝樓梯
還有信箱和街燈
然後有人擠進雜貨店
和阿伯拍照
更多的是拍他的貨

這天,老街擠滿了人
擠滿了看了今天報紙的人
報紙說雜貨店最後今天
人們只拿來攝影機
卻沒有興趣知道
雜貨店被加租五成
阿伯今天要早收店
博物館會派人來
拿店的門牌
準備兩年以後
再仿製一個
放在這裡開業的
連鎖土產店門口

二00九.一.三十一初稿
二00九.二.三凌晨修訂

(本詩獲2009年城市文學獎季軍)

俄羅斯輪盤

八月 24, 2008

這是一個俄羅斯輪盤的年代
只要你走上街頭
只要你握緊拳頭
只要你舉起反抗的手
你便自動加入
這場俄羅斯輪盤的遊戲之中

這場遊戲不用子彈也不用鎗
不用輪盤也不用酒
高官和富豪在五星級酒店用餐
他們喝著免稅的高級紅酒
把玩桌上的土地契約
笑談一場俄羅斯輪盤
沒有人知道這場遊戲的規則
沒有人知道這場遊戲的處罰
沒有人知道這場遊戲何時終結

九年前一個笑匠說過
一支旗幟降下一支旗幟升起
一隊軍隊失業一隊軍隊進城
我們曾經以為
曾經反抗的老議員會被軍隊帶走
站在鎂光燈面前佯作譚嗣同
笑匠說我們怎會預料
甚麼事也沒有發生

笑匠不曾知道自己是個預言家
一隻又一隻的青蛙跳進了溫水
熱烈慶祝放煙火
一隻又一隻的青蛙圍著電視
看高官發表新年的講話
高官說我們的經濟好轉
高官說我們繁榮安定
高官說我們要拆掉無用的老街和碼頭紓解民困
青蛙換上紅衣
揮舞旗幟列隊迎接為溫水加熱的火炬

笑匠不曾知道自己是個預言家
九年過了
軍隊沒有帶走一個人
這些事都交給了警察
他們在街上
他們在商場
他們在人們的家裡
他們在一座被拆毀的碼頭
帶走走上街頭的人
帶走握緊拳頭的人
帶走舉起反抗的手的人
這些人沒有鎂光燈追蹤
這些人被稱為暴民
這些人被扔進法院丟進羈留所
如同被投進一場俄羅斯輪盤的遊戲之中

這是一個俄羅斯輪盤的年代
我要走上人民的街頭
我要握緊憤怒的拳頭
我要一同舉起反抗的手

二00八.七.十二深夜~十三凌晨

(刊於2008年8月24日《明報.周日的詩》)

蘇屋

八月 1, 2008

街尾的巴士總站依舊住滿落難神仙
阿婆上完香就拉著行李車離去
從前那裡有個職工飯堂
光顧的多是附近的大叔
不想回家午飯的小孩不敢開口買麵
只好望著趴在地上的狼狗然後閃去買雪條

長型公屋的樓梯都裝上大閘
我只能在夾縫中偷偷望進
樓梯口老人閒聊的安樂椅變了保安櫃檯
我沿樓房兜圈總遇不上有人開門
只好寄望幾日後再來
竄上踏過單車的走廊

於是我沿著往日的路走著
辦館的門早已鎖上
茶餐廳仍在
價錢和十多年前好像沒有分別
以前走過的通道都加了大閘
水電舖的隔壁
多了重建社工隊的辦事處

我走到文具舖
以前我常在那裡打電話回家
老闆的頭髮變得灰白
我問他還有沒有拍紙簿
他瞄了瞄我,從頭掃到腳
現在,只剩這種了
至於那發黃的菊花拍紙簿
一如對面馬路的車房和小巷
淹沒在怪手颳起的塵暴中

二00七.十一.二十七初稿
二00七.十二.二十六修訂

註:本詩曾獲2008年度香港大學新詩獎亞軍

書店

七月 20, 2008

書店,對於我來說,絕對不應該只是一個買和賣的地方。在一所書店裡面,可以發生和應該發生的事,絕對比買、賣得多。在這一種desperate的dot com世代,當一切關係只剩下買和賣的話,那麼我們還要一間實體商店來幹麼?在這一種desperate的dot com世代,買和賣都是Click、Click、Click、鍵入、鍵入、鍵入,然後貨品便從一處不知什麼地方來到你的家門前,或信箱,或郵局;一切的關係都是這麼的不存在,除了你和你的滑鼠。

社區運動的朋友、另類經濟的朋友,都會說,實體的小商店給予我們的不只是買和賣的空間,更加是一個資訊交流的平台,還有,更重要的,是人情味。這幾組形容,用諸書店上,我都認同,不過我想在多說一店:書店,更應該是一個作者和讀者的一個平台,而作者和讀者又不是二分的;在書店裡,會發生,也應該發生一場讀詩會、分享會,而那不是一個PR式的簽名會。是的,我們都知道,大出版社同連鎖書店都好識做,那一種排了幾百人的一粒鐘的握手簽名會,那一種作者和讀者截然二分,處於不同權力位置的握手簽名會,這不是我心目中的一種交流。

那是在某個下午,或傍晚,一個作者出了一本書,沒有台上和台下,而你甚至也不曉得你是否應該把讀者叫作只是讀者,還是作者的朋友;哦,當然唔係分享會完左大家拍拍籮友就走,分享會等最終也有為書店帶來收入。問題係,我們見到一間又一間的小書店出現經營危機,而它不外乎是成本上升,而又當我們理解到,小書店和作者、獨立出版社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譬如只有這些小書店才肯放這些作者、這些獨立出版社的書上架,我們又有什麼事可以做呢?

消費者運動有一個倡議,叫做共同購買,意思係透過消費者collectively直接向生產者購買,bypass了中間商的層層剝削,最終令雙方都得益。譬如說,我地在惠康百佳買到的一斤菜,可能要$10,但係傻的都知道惠康百佳係唔會用$10向菜農買菜,可能只係用$4,即惠康百佳賺了中間差價;如果透過共同購買,消費者直接用$7向菜農買菜,則彼此都可以得益。當然買書唔同買菜,好難話共同購買,但係中間商剝削其實係存在的。以香港為例,那些出版、發行、書店都開埋的連鎖集團,其實是幾壟斷市場的。有獨立出版社或中小型出版社自己做唔到發行,就畀三中商做;問題係,其實三中商係分店多,但係等唔等如就係幫到作者同埋出版社;而如果呢群讀者唔少都去小書店買書的話,實際情形就會發生咩事呢?

Let’s say一本書標價係$100,香港的小書店公價係八折到九折,take中間數,$85。三中商發行,批畀小書店,$70,其中只有$50畀返作者+出版社。Therefore,你在小書店用$85買一本書,書店收到$15,發行拿了$20,作者+出版社得$50。一間書店,舖租燈油火蠟都係成本,其實佢真係賺唔到幾多;對於作者+出版社,印刷乜乜柒柒亦都要使,而作者亦要生存的;而如果,一個作者同埋幫佢出書的出版社,都realize小書店的重要性,不論係讀者的聚腳地,不論係佢作為一個令好多事情possible的空間,其實都應該做些事。或者,作者+獨立出版社唔能夠再妄想佢的書要間間三中商都有,不如自己做返下跑腿,回歸一種更基本的方式,跑下小書店,然後批六折,也就是上面例子批$60給小書店,對分了中間發行商的剝削,唔係對大家都更好咩?而呢種更好,背後所說的,不只是錢,而係對於一個空間的信任,對於共同營造小書店這個空間的一顆心。至於連鎖大書店,都不一定去放棄它,只不過去返一個好根本的問題:一間書店只是一個買和賣,然後department store式的歡迎光臨謝謝的一個地方呢?

延伸閱讀:

有河book 隱匿:最有名的短命書店 686:想像一家書店

小小書房 沙沙貓:誰需要獨立書店──獨立書店的困境與出路(一)(二)(三.完結篇)

入境告示

五月 1, 2008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

熱烈歡迎各位旅客抵港

入境前請先填妥入境表格

請清楚列明閣下的姓名出生日期性別國籍

護照編號抵港航班在港地址

來港目的在港行程喜愛顏色政治取向性傾向

填妥後請交給我們的關員並到前面檢查行李

紅酒免稅香水免稅香菸限攜六十支

未檢疫動植物鎗械軍火橙色衣服不准入境

五星紅旗正版福娃請走特別通道

青天白日滿地紅旗請放下

港英澳葡旗幟必先更換

台灣建國東突獨立旗幟必須銷毀

雪山獅子旗原機遣返

機票自理

二00八.四.三十

拒絕去政治化的幌子──兼答P和M兩位同事

四月 24, 2008

當本雅明 (Walter Benjamin) 寫〈機械複製年代的藝術作品〉時,他面對的處境是這樣的:納粹黨以美學的語言,也就是以去政治化、非政治化的語言,包裝最政治的目的。當當權者以美學來包裝政治,把政治美學化的時候,我們要把藝術真正的政治化。「『讓藝術實現,即使世界得滅亡』,這就是法西斯主義的口號 」,本雅明如是說。

是的,當權者都喜歡把最政治的事說成與政治無關,當有人希望把裡面的政治的部份重新指出,當權者及其共謀都會搬出XX不應該與政治混為一談。台灣文壇在經歷了泛政治,即以最明刀明槍的反共戰鬥文藝的1950年代以後,其中不少人,到了1960年代,就改行寫現代主義文學,要下注腳的是,當現代主義被譯介至台灣時,都變得decontextualized,「不再激進,無刺無毒」(張俐璇 語)。對如威權體系內的當權者來說,這種轉向是有百利而無一害的,反共戰鬥文藝的鋒芒會令人心寒,表面「去政治化」的「純文學」則可營造那種「自由」的假象;更重要的是,反共戰鬥文藝無可避免帶有現實指向,一個銀的兩面,這種現實主義的傾向則會勾起威權主義者不欲看見的,針對當下社會現實的不公的文學作品的出現;去政治化的arts for arts’ sake正好讓當權者不用擔心這種不欲看見的情況出現。換言之,去政治化可以成為當權者的避難所;這樣的話,難道「去政治化」真的是非政治的嗎?1970年代末,當含社會批的判的「鄉土文學」作品(王拓「正名」為「現實主義文學」作品)出現時,率先發難攻擊「鄉土文學」的彭歌(國民黨黨報總主筆)和余光中指責鄉土文學有政治目的,是受中共統戰的,是提倡「工農兵文學」,接著(親)黨國體制的作家們,都撰文說文學應該要溫柔敦厚、不應揭露社會的黑暗面云云。從鄉土文學論戰中,我們不難看出指責別人政治化的,其實也帶有政治目的;指責別人(泛)政治化,其實是掩飾自己都非常「政治」的。

當世界各地有人因為種種不同的議題,抗議北京奧運,或藉著奧運聖火傳遞時示威或搶聖火以讓其議題被看到,或呼籲杯葛北京奧運,中國不論政府或民間(包括港澳及中國留學生)都在重覆述說奧運應該和政治分開、不應把奧運政治化云云。等等,奧運甚麼時候不是政治化的?從被認可參賽一刻開始,已經是政治的行為。為甚麼某地的某甲不能和朋友組隊參加,而一定是以奧委會為單位,而奧委會又以政治實體為單位,難道不是政治的事情嗎?好,即使只說政治實體好了,為甚麼台灣選手不能以「台灣」或者「中華民國」的名義參賽,而要以「中華台北」的名義,儘管那個選手的家鄉可能是宜蘭或者台南,而中國媒體報導的時候,口又會說「中國台北」,難道這不是政治的事情嗎?或者有人會反駁,用「中華台北」這個「中性」的名詞就可以「避免」「政治化」。對不起,這就更加說不通了,因為你的「避免」「政治化」其實更是出於避免直接或間接承認「一中一台」或「兩個中國」的政治上的尷尬,難道你還能說不是政治化嗎?如果奧運真的和政治分開,那為甚麼傳遞聖火的火炬手要千挑萬挑,某些城市的市長議長紛紛爭做火炬手?說不應把奧運政治化的朋友,你/妳們會叫那些市長議長滾蛋嗎?現在,在說不應把奧運政治化的人,通常後面都有這幾句,甚麼「為北京奧運加油」、「中華兒女」怎樣怎樣、「中國人站起來」、甚至是「反對藏獨」云云。難道這些國族主義的宣示,國族的榮耀的宣示,就不是政治的事嗎?對於官方來說,越是把奧運說成「非政治化」對它越是有利,這樣的話,胡佳可以不談,人權可以不談,「因為這些都是政治的」,而恰巧「因為這些都是政治的」這句說話就是最政治的考慮。對於民間述說「不應把奧運政治化」的人,不管你是否親國族或只是條件反射式的,而忽略了這句說話是多麼政治化的,你/妳們又無可避免落入某種國族主義/榮耀的「共犯關係」中。爭著在MSN或者facebook向國家國族示愛的,其實就是在幫助把政治美學化;而把(L)變成(U),把愛改成不愛,只是政治美學化的遊戲中向它say no,並沒有指向政治美學化,把最政治的事情說成與政治無關的問題所在。

本雅明說:「在荷馬的年代,人們是奧林匹克山諸神的凝視對象(object),現在是其自身的凝視對象。這種自我異化(self-alienation)已經到達一個程度,可以經歷自我毀滅,並以自我毀滅作為一等的美學快感。這就是法西斯主義政治美學化的情況;共產主義的回應就是要讓藝術政治化。」當最政治的事情要把自己說成「非政治」,並以種種「美學」的東西替其宣傳;當國族主義者對著電視鏡頭說自己願意以身殉國死護聲火,我不知道他是真pervert還是pervert fantasy;在這種情況下,我們還是害怕「政治化」的帽子嗎?我們還能不把去政治化的最政治的部分說出來嗎?

延伸閱讀:

葉蔭聰:〈最後誰要閉嘴?〉

弱慢:〈北京奧運及其不滿(1):當「我們」團結在一起?〉〈北京奧運及其不滿(2):國族噪音〉

Grace Wang: Caught in the Middle, Called a Traitor

梁寶山:〈讀書-藝術家是滋事者〉

木焱:〈鎮壓西藏〉

鴻鴻:〈我現在沒有地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