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是如何消費天災？

從去年中國四川汶川大地震，到今年台灣八八水災，「我們」（香港主流社會／媒體）去報導、去消費天災的方法，其實沒有甚麼大的分別。前設是：由於這個地方是「中國人」(sic.)的地方，是「我們」的「同胞」，所以「我們」要辦不同的籌款節目，有錢出錢有力出力捐錢夠災。這個捐錢動作一如每年的歡樂滿東華，好像捐了錢就一切心安理得。

問題是，其實從去年的四川汶川大地震到今年的台灣八八水災，都是天災+人禍，而結果除了人命的損失、經濟的損失外，還有的就是文化的破壞。文化的破壞卻彷彿從「我們」之中不能聽到。查，去年四川汶川大地震的震央北川羌族自治縣，是全中國唯一一羌族（爾瑪族）的自治縣。事實上，不少學者以及非香港的報導(1)(2)都有從這個角度去切入，即對於這些非漢族的族群，他／她們面對的一重雙重滅絕，而需要重建的，是物質與文化上的，也就是怎樣搶救這些文化遺產。

香港TVB的記者，在報導台灣八八水災時，他站在災區，大意就是說高雄甲仙小林村這個地方，之前莫講話香港人，就連好多人台灣人都未必知響邊。我不知道他有沒有做過功課，或者資料搜集。查，高雄縣甲仙鄉小林村是台灣平埔族（較早漢化的原住民族）西拉雅大滿族人的聚居地，保存平埔文化做得不錯，每年農曆九月十五日會辦平埔夜祭，而且村內有小林平埔族館。Google一下，都會發現今次災情最嚴重的，不少是不同原住民族群的部落和聚居地；Google一下，也可以發現台灣有不少媒體報導(1)也會關注到這個人命和文化雙重受災的問題。

為什麼這個雙重受災，雙重破壞，需要雙重重建的concept會在「我們」中消失呢？是不是這無法納入「我們」的消費系統之內？因為既然要說到這雙重受災，「我們」必須面對到的，就是受災最嚴重的，都不是「我們」理所當然認為的「同胞」（「中國人」作為「漢人」或「華人」的同義詞）。不能納入「我們」這個消費天災系統的，「我們」自然放慢手腳，是故Who cares南亞海嘯和緬甸風災（至少care的程度遠低於汶村大地震，而且是不合比例的低）。面對這個真實，面對這個雙重受災，事實上我們應該更加要落力救災，但這個真實可能就是會使「我們」這個消費系統失語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