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Claim or Reclamation!? Now or Never.

我們從小開始讀的教科書，以至歷史博物館和基建館，關於香港的故事，大致上可以歸納如下：香港的歷史始於1841年的「開埠」，「從小漁村到轉口港到國際大都會」，由於「地少人多」的關係，為了「公眾的需要」，政府採取移山填海的方法，以增加香港的土地供應。在這一個我們由細讀到大的「香港故事」中，香港是一個由「沒有」到「有」的「創造」式「神話」。

在這一套神話當中，「人」只是被安插在這個故事中，以所謂拚搏精神，串連著這個神話。如果香港真的缺乏土地，為了「公眾的需要」而移山填海的話，公眾又是否在場呢？當我們翻查香港的歷史，我們知道，就在所謂「開埠」之初，香港的填海工程，都是集中在港島的西北岸，也就是中上環一帶。1852年開始的「文咸填海工程」，填海的位置就在今日上環文咸東西街一帶，在上面建的，是政府部門和軍、商所用的港口設施，其目的就是要擴展維多利亞城。維多利亞城並不等於香港，維多利亞城只是英國殖民政府的統治中心，是殖民政府發施號令的地方，其擴展的真正目的，並非為了服務人民，而是為了其管治與其行政需要。維多利亞城的擴展，並不是包含人民在內的香港的發展，只是一種由上而下的管治的擴展而已。

在整個19世紀至20世紀初，政府所推行的填海計劃，都是集中在港島北部：殖民政府的統治核心。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殖民政府為了發展新市鎮，在新界大量填海。甚麼叫新市鎮 ？難道在新市鎮發展之前那裡沒有人居住？在教科書和博物館的述說中，新市鎮都被理解為政府為解決市區擠迫情況的德政；然而，當我們去翻查所有新市鎮的歷史，我們都不難發現，在發展新市鎮的過程中，人都是被視為可處理的對象，集體地把人丟往一個「新」發展的地方（那裡原本就有人居住的歷史，也被當作不是歷史一般），而人所需要的設施，卻是很慢很慢才有的。在這一種發展模式當中，在上位的政府，及整個利益集團並沒有把人當作人，而是物件和實驗品。

在整個由上而下決定的土地發展模式，人都不被尊重，被要求服膺於其行政方便以及財團利益之中。香港填海的歷史，也不是甚麼公眾需要下產生的，而是為了服務政治（官僚行政）和商業的。及至今日，中環灣仔的填海計畫，其實也不是服務公眾，而是打造一個排拒公眾的軍警政金合體。政府選擇以填海的方法，明顯地想「創造」一塊「新」的土地，使其不用面對原本土地上的一切，包括人，包括這些人的故事，也包括歷史；可是，為了這一塊「新」創造出來並排拒公眾的土地，而要拆毀原有土地上的一切，趕走在上面生活和活動的人，甚至要消滅一切痕跡，是雙重的荒謬。由第一期的中環填海計劃「附送」了IFC，到第二期「附送」了將要建政府總部的添馬艦，到第三期將要「附送」的摩地大廈，政府和財團再一次把海濱私有化了。

這一場由政府和財團帶動的海濱私有化填海工程，卻以公眾之名，綁架了公眾。公眾／市民可以選擇的，其實只有兩條路：一是讓填海工程 (Reclamation)繼續發生，而大家繼續被政府和財團蔑視、繼續被政府和財團綁架、繼續幫大財團埋單；第二條路，就是大家動起來，重奪(Re-Claim)作為一個人應有的尊嚴，重奪大家應有的權力。Hong Kong SAR，究竟代表著Hong Kong Special Area of Reclamation，還是Hong Kong Special Area of Re-Claim，就在大家的一念之間。

Re-Claim or Reclamation!? Now or Never.

延伸閱讀：

網上人鏈

網上人鏈2

熊一豆　局長的雙手，和我（們）的眼淚

李智良　皇后碼頭的「D Day」登陸

呂永佳　張開眼睛：皇后碼頭、不告別

原人　靠山吃山，靠海食海

維基百科　香港填海工程 　文咸填海計劃

Wikipedia　 Victoria City

東岸．有河

台北淡水的有河book，總教人想起已結業的東岸書店。

除了《陽光校園》和圖書館的創作坊，東岸書店是讓我開始接觸詩的地方。那時候的東岸書店，還在旺角的西洋菜南街，店長還是偉棠。好幾年過了，我和好一些的朋友都說偉棠是個黑店店長。那時候，我差不多每個星期都會上東岸一次，買書啦，或者從袋中找出寫好的詩，聽聽偉棠，或者其他在店中的詩人的意見。如果說哪裡是讓我誤入歧途的地方，東岸書店是其中之一。當大部分的書店一入門口的推薦書都是那些所謂「勵志」和教人發達（直接一點，就是教你如何在資本主義體制中，甘心被剝削被欺壓而不反抗，甚至去玩這個制度欺壓他人）的書時，東岸書店入門口位就係文學書，還有一些我當時錯過了後來才知道是左翼思潮和安那其的書，再行幾步，就係詩的專櫃。當我第一次行入有河書店，一推開門就是一個文學的櫃，絕不是那種大型書店的hit書櫃，再行過去就是詩的專櫃，怎能不教人想起東岸？

記得東岸書店之所以叫東岸書店，典故係同法國塞納河畔的東岸聚集了不少artist和知識分子，準確一點來說，是criticial intellectual。台北縣政府卻因為八里鄉的「八里」和「巴黎」諧音，又在淡水河畔，所以硬要起名「八里左岸」，以附庸風雅，卻decontextualize了整個「左岸」的意義 。東岸還在的時候，我還未誤入另一歧途：being an artivist（不只是一個藝術創作者，更是一個行動者）。後來，我才知道我其實miss了東岸的另一個非常重要的面貌：左翼運動的supporter，或曰革命基地。到了很久以後，我才知道，東岸有放過很多關於社會運動的紀錄片，而那時候，我在東岸參加過，又和社會運動相關的，應該是聰頭本《迪士尼不是樂園》的座談會。在香港的時候，我已經上過有河book的網站，看見有河其實會辦不少和社會運動相關的放映和座談會。巧合地，淡水又在淡水河的東岸。

當然，絕對不希望有河像東岸一樣，只活在創作人和critical intellectuals的腦裡面。畢竟，一間小書店的生存，讀者的支持是重要的（尤其是，有折扣的小書店）。有一次，和巍仁聊天時，說到其實有很多小書店獨立書店，都需要我們的支持。我們要買書，盡量到小書店，反正連鎖的，總不愁沒有消費者。有時候，我們明知同一本書在唐山也有、小小也有、有河也有，當然對此時此刻的我來說，唐山最近最方便，而且也可能最便宜，但為了同時屬於每一個讀者的小書店，我們也真的要好好實行：分配買書。686、隱匿，如果有一本書我沒有在有河買，那可能代表我要在小小買。

財團開餐，全民埋單！

去了土城的「看守土城愛綠聯盟」，一群農民想堅持農地農用，但左手從政當官右手從商的人卻搬出了甚麼你們沒有遠見之類的話，堅持（他們自己那一套的）發展才是硬道理，想把這一帶開發成他們的搖錢樹。當然，一如很多其他單向式的發展，都是一種捆綁／綁架式的：official的理由係話要搬看守城，但係圈出來的地明顯就係比看守所多的。這一種捆綁／綁架式的發展也不是第一次見：去天母找「草山生態文史聯盟」時，草盟的媽媽說，最初社區媽媽發現水源要被拿去當包裝水，但奇怪啦，如果包裝水應該用不了那麼多，為甚麼有關當局會把水都截呢？原來包裝水只是表面的藉口，有關當局要把那些水送給山上的開發；在我城，天星和皇后的事情，大家也不會忘記，政府話要建道路又話這個又話那個，甚麼「凌駕性的公眾需要」，所以「迫不得已」要填海要拆碼頭，但原來它「附送」的「贈品」，是軍事碼頭，是製造更大交通問題的名店商場和商廈。

現在，我相信世界上很少政府肯自認自己是路易十四，即使他們心裡面想的也不敢說出「朕即國家」、「家天下」，所以「國家重大建設」、「公眾利益」、「公眾需要」往往被當權者抬出來，並附加帶有情緒煽動式的「我係流香港血飲香港水長大的香港仔」／「愛台灣」之類的「本土化」論述；可是，「公眾」究竟在哪兒？當財團要開發要賺錢綁架著所謂的「公用」設施時，左手從政當官右手從商的人則先以「公眾」利益之名製造分化，繼以數字嚇人，話知唔知如果我地唔咁咁咁「國家」／「城市」要賠好多好多錢，直接坦白者則如呂秀蓮反問樂生院民「你咁賠得起！？」

為甚麼說這一種捆綁式的發展實際上是綁架式發展？當左手從政當官右手從商的人list一大條數出來問反對者是否賠得起的時候，他們同時忘記了list另一條數：究竟這些合約中政府是如何如何優惠了那些財團？這一種單向式的發展怎樣犧牲了永續發展的可能性？而其造出來的惡果之後政府要花費多少來作出必定要做的補救？例如，當台北縣政府綁架了捷運大過天的市民，甚至台灣政府公然問樂生院民「你咁賠得起！？」時，沒有公開出來的數字是：因為政府／捷運局／捷運公司／建商的不當開發，以致出現如地下水危機或土石流，所需要的社會成本－－難道這不是「公眾」所要承擔和付出的嗎？又例如，香港政府綁架了中環的塞車族或者某些覺得拆皇后碼頭就是「愛國」表現的民族主義者，一而再在而三說一大堆一早被踢爆的謊言，所造成的環境破壞，甚至不理會香港淪為國際笑話，難道這些不是社會成本嗎？你單向式發展，放棄永續可能性，所製造出來的惡果浮面時，所做的補救措施，埋單的都係公眾：一個沒有開關引號的公眾。

Sorry!出來反對你左手從政當官右手從商者的人，唔係食飽飯無野做！我食飯開餐，我要埋單！但係現在的situation係：左手從政當官右手從商的人用迷藥綁架了人民，使其不察覺被綁架，然後，財團開餐，全民埋單！咁你賠唔賠得起！

租務糾紛（二）

關於住的問題，總算暫時告一段落。事情比想像中解決得更簡單，也更荒謬。當看到公告後，很自然做的，找人傾啦，然後上網找資料啦，又去找崔媽媽啦，查地政啦，然後崔媽媽那邊suggest了一些我可以做的東西。隨著從鄰居口中所說的收屋日子迫近，我就照著鄰居給我的電話號碼，打去開發公司找那個負責的人，對方說，由於黃某欠租，所以要收屋，會在7月5日收屋，之後會再貼公告通知住戶。

接近7月5日，黃某依然在附近走來走去，還有人搬入，而且走廊又開始堆放著不同房間suppose要有的東西：床架啦，床褥啦，書檯啦，衣櫃啦；嘩，臨近無得再做房東，都會放咁多野響度？過了7月5日，也接近了我要交房租的日子，我再打去那間叫東騰的開發公司找那位蔣小姐，問情況。蔣某說，他／她們已經和黃某達成還款協議，公司暫時無計劃去收屋，現在的二房東依然是黃某。咁點解又無貼公告呢？呢位蔣大小姐都算叻啦，她答覆：因為公司不收回房子，所以沒有再貼公告。

仆你個街啦！當初貼公告出來搞到人心惶惶的係妳蔣大小姐，咁都好有責任話返畀真正受影響的人聽呀！收樓，唔係只係你東騰開發公司同埋黃某人之間的事，最受影響的，係那幾十個住在你話要收回的房子裡面的人呀！

在他城的我城經驗

所謂「回歸」十週年前夕，我城出現了近年罕見的白色恐怖；暴君曾氏為了顯示自己比昏君董氏強（悍）政勵厲治，也為了洗太平地，要防民之口，也要防民之手腳。6月4日那天，我以為十八年前的坦克從長安大街駛到了軍器廠街。《孫子兵法》劈頭就話：兵者，國之大事，不可不察也！那麼，把警察總部放在軍器廠，這不是名符其實的顯示自己的悍政嗎？還記得，好幾個月前，我城的警察畢業，竟來了解放軍司令來檢閱，這是甚麼樣的暗示，不說自明。

在6月中離開我城，飛到了台北：一個其實是外國的城市，但我城政府卻為顯示效忠而宣稱是「我國」「台灣省」「省會 」的地方。不論我跟我城的朋友談，或跟台灣的朋友談，我都笑說自己是逃兵；在我城，還有無數的朋友、戰友、同志、伙伴的電話被勾線、出街都會被跟蹤的情況下，我逃到了他城。原以為，我真的逃離了我城，逃離了我城政府和所謂「各界」、所謂「民間社團」粉飾太平，一片唱好「回歸」十週年、「獅子山觸得到長城」「香港始終有你」；誰知道，在他城，當我坐公車（我城叫巴士）來回長安東路與公館的時候，開著電視機看新聞的時候，那惡夢仍然纏繞。在他城，那鋪天蓋地的唱好，那由朝播到晚的「新聞」，仿如我城政府的宣傳片：背靠「祖國」、經濟緊密、繁榮穩定、金紫荊、香港人學「普通話」（一個很少在台灣會聽到用來形容以北京方言為基礎的現代標準漢語的用法）、四大天王同台唱好香港賀「回歸」－－原以為只是TVBS是這樣（可能係問香港TVB拿片段吧），誰知不論你轉台到東森、中天、三立等等，都是這樣；乍看之下，還以為台灣的媒體比香港更「回歸」得徹底。

或者納悶，或者因為在我城錯過了的罪咎感，我在台北電影節看了Anson的《唱盤上的單行道》：一種在他城觀看我城的經驗。當熒幕上重複又重複地看著N年前的政府宣傳片，向外國人怒sell “THIS IS HONG KONG"，自己只有在苦笑；但當年政府的宣傳片，卻是為了sell給外國人的。當自己在苦笑，在同一個影院內觀影的他城觀眾，還在追逐字幕，弄清楚哪些是宣傳片片段哪些不是的時候，又怎會知道我在苦笑呢。當影像影及我城不被看見的部分時，當影像在重新挖掘我看到樸素的中環天星碼頭時，當影像正在提醒我我城正在消逝正在毀滅的時候，他城的觀眾又是否明白這種痛呢？還是，他城的觀眾在離開影院後，只記得場刊把它分類為實驗電影？還是，他城的觀眾會因影片，令他／她想起自己的「我城」／「我鎮」／「我鄉」？

當我城的昂坪360從天而降，我在他城，卻聽到他城正在發展那些破壞環境，也多此一舉的纜車。在他城，我城昂坪360從天而降的消息，好像沒有被報導；他城的貓空纜車將於數天後啟用，而啟用前的試行嘛，一如我城的昂坪360，突然停在半空。歷史從是在重覆著，當第一次發生時是悲劇，第二次發生時，只會是個鬧劇。我在他城的奇異空間，比如說無端白事趕走原本的攤販，蓋一個臨時市集，看到了我城的印象。

延伸：

《我們的萬言書2》網上版

李智良　7月1日的一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