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邁向市區更新拆遷3.0,或,東亞寮仔部大會

一月 13, 2009

邁向市區更新拆遷3.0,或,東亞寮仔部大會

洛謀、袁智仁(社區文化關注成員)

20081215日,本文的兩名筆者參加了由市區重建局舉辦,號稱「邁向更新3.0」的「市區更新的模式與挑戰──亞洲經驗分享」研討會。筆者知悉,這場研討會是市建局委託香港大學羅致光博士團隊為「市區重建策略」檢討所做的市區更新政策研究的一部份;被邀請而來的亞洲其他地方專家、學者,是羅博士團隊做考察時的其中主要資訊提供者,而這份研究報告則會影響著「市區重建策略」的檢討。當筆者看到市建局終於用「更新」代替「重建」,原以為是一個進步:「重建」所代表的是在(因清拆而造成)荒廢的土地上,「重新」去「建築」,是一個在城市規劃上很落後的一個概念;「更新」所指的,則是有機的,有歷史脈絡的改造、轉化城市,強調是一整個過程,而非斷裂的片段。可是,當筆者參加完研討會後,卻以為自己去了「東亞寮仔部大會」;裡面的講者,除了台北的講者較多談及台北的都市更新脈絡、社區營造、社區參與規劃的方法與法規外,其他的講者多是從由上而下的行政角度,講如何「處理」舊樓,談論拆遷多於其他的都市更新方法。

拆遷迎「盛事」

這次來香港主講,中國大陸市區更新的經驗,分別有上海同濟大學的鄭時齡院士和廣州城市房屋拆遷管理辦公室(簡稱「拆遷辦」)主任、房地產經濟師劉志偉先生。上海將於2010年舉行世界博覽會,而廣州亦會於同年舉辦亞運會,都是拆遷的重災區,鄭院士和劉主任的演講中都不時點出盛事對城市更新的重要。

對於香港來說,上海的經驗也有一定程度上的參考價值。鄭院士說,上海汲取了拆掉三份之二舊建築的教訓,現在也逐漸強調文物保育的重要。他認為,文物保育不是重建中的「雞肋」,而是獨立於重建部門;舊建築和歷史也可成為城市的收入。1993年後,上海引入的總體城市規劃後,帶入「歷史大化風貌保護區」概念,保育不限於點,是以整區歷史建築作單位,鼓勵創意產業使用。鄭院士認為,上海最重要的是濱水地方,不論是蘇州河,還是黃埔江,都珍而重之,甚至可以拆卸濱水的高速公路於地底重建,把濱水地方釋放為可供公眾和遊客享用的公共開放空間;這方面值得香港效法。

然而,當被問及怎樣決定哪些是歷史文化區,和怎樣安置舊建築物的居民時,鄭院士則坦言土地是國家的,人一定要被遷走,沒有「留屋又留人」,只是把建築保留下來。或許是因為這些「人」(或在香港稱「既有的社會網絡」),在「國家」的眼中,使得這些老建築的價值未能「彰顯」出來。鄭院士在演講之初,自豪地向我們表示上海的高樓大廈,在密度和高度上,都超越紐約;原來,在鄭院士眼中,不論是重建還是保育,都只是一個給外國人觀看的窗口,只是為世博時穿上的漂亮衣裳。

世博將上海人的生活歷史換成建築物史,而亞運則加速廣州的拆遷。廣州拆遷辦劉主任在演講時,非常自豪地,在前一個星期,他參與一個全國的拆遷部門的會議,分享廣州的經驗時,全場掌聲雷動,他認為在全國中,廣州是「好超前」。在今次分享亞洲都市更新經驗的會議,作為負責拆遷的官員,他坦言只需要向市長負責,市長的目標就是他的目標,他希望「個個都燒爆竹咁〔搬〕出去」」。在演講中,劉主任強調自己是「依法辦事」,不會害怕被市民起訴,廣州市民只要給100元就可以告政府;劉主任說,他的原則是會聽民意,但又強調,一旦已決定的事,就一定會做,不會變更。

在問答環節,台下有聽眾指出,他在廣州家中的老人因全國運動會大興土木而被迫遷,一楝三層高的唐樓,賠償成為三間在不同大廈中的小單位,由於單位無升降機,老人家被迫困在這十多層高的大廈中,一年後來更中風致癱瘓。有三位不同發問者,都分別追問廣州政府是怎樣諮詢居民,劉主任都一一迴避,最後主持要求下,他說︰「我已經開新聞發佈會,還不夠嗎!?」;開新聞發佈會,加上派傳單的方法,就是他眼中的「諮詢」受影響的居民,這真的連基本的給予「資訊」也未必稱得上。報告中他說會拆除廣州城中村的問題,又有人問及住在裏面的農民工的安置,他指他們不是城市人,這是農村的問題,拒絕回答。原來「以人為本」,也要看看那個「人」是外國遊人,或是農民工;使人不得不問,重建和保育中的人在哪裏呢?都市更新目標又是甚麼呢?

保育唔關我事的首爾學者

與會分享首爾「都市再開發」的學者是來自首爾大學的Kim Kwang-Joong教授,他同時負責制定首爾市的市區重建、市中心規劃的政策。羅博士說,有關韓國的文獻和資料回顧,很多都沒有英文版本,他最初知悉和韓國市區重建相關的資料,都是透過Kim教授。在演講中,Kim教授談及首爾市政府近年多採用「市鎮中的新市鎮」模式,大規模遷拆市中心的住宅區,興建新住宅;然而,報告中,Kim教授既不贊同首爾重建的做法,卻又不清楚原本的居民搬到哪裡去,只知10%的居民可回到原區居住。

在問答環節,香港中文大學人類學的呂烈丹教授問Kim教授,似乎沒有提及有關歷史建築的保育問題;Kim教授卻說,他關注的是市區重建、市區再發展的問題,保育問題和他無關。這種說法真令筆者錯愕,在很多城市、很多國家,歷史建築保育和城市規劃、都市更新息息相關,譬如怎樣轉化歷史建築,怎樣在都市更新的過程中,指認出某些建築物為對地區有特別意義的歷史建築而不應拆卸;保育又怎會和都市更新無關呢?香港大學城市規劃的伍美琴博士問Kim教授,他的做法會不會過於由上而下;Kim教授則承認那是由上而下的規劃,並認為那沒有甚麼問題。

在最後的座談部份,Kim教授不但承認沒有進行社會影響評估,還盛讚香港的「careful」社會影響評估。筆者真的不明白,一份市建局職員隨時在早上七點鐘,阿婆還未睡醒穿著睡衣卻被敲門,要求做的一份沒有「想留下」這個選擇的社會影響評估,究竟有多「careful」?難道Kim教授被請來的原因,就只是因為羅博士的網絡中,唯一懂得英語的首爾學者嗎?筆者知道,檢討韓國都市更新經驗的國際學者其實還有不少,只要花一點時間,必然可以找到既有社區經驗,又有保育視野的學者專家。

日本研究48小時

羅博士團隊說,他們未能請到一個日本的專家、學者親自前來,所以就由曾去日本訪問的團隊成員、市區重建局分區諮詢委員徐永德博士主講日本的市區重建概況。在演講中,徐博士多次把責任推諉於翻譯,對方又未回覆電郵,來「解釋」自己的資訊不足;筆者真的不明白,香港大學明明有日本研究學系,徐博士大可拜託日研系的老師和學生,一起做這個研究。演講中,徐博士又透露,他和研究助理只是去了東京兩日,訪問了一些政府官員和發展商,然後就斷定日本社會傾向和諧,甚少抗爭;他說,即使是六本木這類型大項目,也只有日本共產黨在抗議;當他提及日共時,他是以輕視的態度,彷彿不知道日共在日本國會中,也有十多個議席,並非一個不足為談的組織。

台下有聽眾問徐博士,有沒有搜集和研究過日本另一種很重要的,由下而上的都市更新、城市保育的方法「町造」(machizukuri,即台灣所說的「社區營造」)時,徐博士承認自己沒有看過這些書,也沒有訪問過相關的學者和組織。該聽眾說,關於「町造」的書,其實香港大學圖書館也有。就筆者所知,近兩年出版,關於「町造」的書,至少有André SorensenCarolin Funck所編的Living Cities in Japan: Citizens’ movements, machizukuri and local environments與西村幸夫的《再造魅力故鄉》(中國大陸版譯名,台版譯名為《故鄉魅力俱樂部》)。西村幸夫教授是國際知名城市規劃的學者,曾任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國際文化紀念物與歷史場所委員會等國際組織的委員,其著作《故鄉魅力俱樂部》更記錄了多場日本各地的由反對清拆街屋開始的抗爭,發展至強調社區參與、社區充權、永續發展的社區營造運動。西村教授亦曾受龍應台教授所邀請,到香港大學進行演講;研究團隊要是用功、有心的話,要聯繫上西村教授之類的,重視社區營造的知名學者應該不難。徐博士這種連相關書籍也懶得看,48小時來回就當做了研究的態度,連本科生的期末報告也未必能接受吧;但他的研究報告,卻成了影響香港市區重建策略檢討的依據。

結語:難道檢討的結果就是不用檢討嗎?

聽完整日的研討會,很難不讓筆者覺得,這是一場鬥比爛的的「檢討」,很難不令人推斷,檢討研究的結果是原來香港做得還不算差,所以不用改善;對於一些其他地方做得比香港好的地方,如社區營造、社區為本的更新、某程度上的社區參與,羅博士和他的團隊卻一概以「文化差異」、「社會差異」這類不論人文學科還是社會科學都認為是較差的藉口,去「解釋」這些進步的措施,在香港較難落實。難道羅博士和他的團隊真的不知道,這些「差異」其實是制度上的不同多於「社會」、「文化」上的「差異」嗎?他們難道不知道這些制度上的不同,不是香港的限制,而是可以透過制度上的改變而令香港變得更好嗎?羅博士又一直在說,香港的社區比較弱;但這是事實嗎?有哪個地方的社區凝聚力,不是在面對危機是有所加強呢?筆者不明白,為甚麼羅博士的團隊,不去多提及一些世界各地做得較香港好的都市更新事例,例如台北的講者所提及的社區規劃師制度、社區營造,又或者紐約蘇豪區之類的舊城復興呢?難道亞洲經驗分享,真的只能鬥比爛?香港市區更新的檢討方向,就要被這份有這麼多遺缺的研究所壟斷嗎?難道香港要邁向的市區更新3.0,真的會變成市區拆遷3.0?難道真的是讓市建局繼續做一個炒地皮的寮仔部?

(刪節版刊於2009年1月10日的《明報.世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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