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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遙遠又親密──一個外人對台灣文學系所及研究的印象

五月 30, 2011

初接觸台灣文學系所的研究,應該是從寫碩士論文時開始。我的碩士論文研究「華語語系比較文學」(Sinophone Comparative Literature),希望開拓一種能讓各種以廣義的華語文(Chinese / Sinitic languages)為書寫語言的文學作品和研究相互參照的可能的方法。不過由於時間及語言能力所及,其實論文內牽涉的主要論戰和作品討論,多集中在香港、台灣和馬來西亞的華語語系文學(Sinophone Literatures)。當時,指導老師知道我其中一個會引申討論的地方,是從文學獎開始的,於是她給了我一篇研究兩大報(中時、聯合)文學獎的論文;再沿此條路,我找到了成大台文所張俐璇2007年的碩論《兩大報文學獎與台灣文壇生態之形構》,這或許是我接觸台灣文學系所的研究的起源吧。

 

作為一個在外面的觀察者(或研究成果享用者),綜合地說我是極其依賴這些研究的史料整理及其分析框架,而我較為有所保留的,是在怎樣理解「本土」/「在地」形構與串連的關係、怎樣理解在地語言和強勢語言上的關係、怎樣理解那些中國中心論者。不過,這些也只可以說是保留,或是有商榷的餘地,但總體來說,還是裨益不少。真正令我心寒的,其實是某些佔據高位的台灣文學系所教授和台語文學論爭內的「戰將」。我碩論的其中一個大章,是論文學語言(及文化)的純粹和混雜性。在1990年代兩次「台語文學論爭」中(參見呂興昌、林央敏主編《台語文學運動論文集》),「交戰」各方,不少時候雖然立場迥異,但其邏輯與盲點卻出奇地一致:例如「非本土陣營」的陳若曦認為,大量使用「方言」書寫會窒礙閱讀,並認為統一的語言和文字有利於族群和諧,而提倡台語(指河洛語)創作將會損害生命共同體;陳若曦的盲點,在於其把「和諧」與「統一」混淆,並認為共同語(lingua franca)應享有絕對的地位,這無疑是延續過往壓迫性的語言政策。然而,這種邏輯卻跟「本土陣營」裡面的其中一個極端吻合:林央敏在極具爭議的〈回歸台灣文學的面腔〉一文中,宣稱只有台語文學才是台灣文學,並以為「以多數代表全體」是理所當然和自然的。可是,正如彭瑞金回應說,語言問題不能以暴力(包括制度與人數上的暴力)解決,即使以政治手段解決了語言問題,但剩下不以多數人口母語作為母語的族群又怎樣呢?在這裡,其實這兩種立場迥異的極端,其實都共同承襲著同一個邏輯或盲點:高舉單一語言作為單一共同語,並封殺了討論的空間。在壓迫其他語言使用者和其他語言創作者上,透過官方力量或是數人頭,所呈現的暴力其實分別不大,更弱勢族群的文化權利依舊排拒在外,他/她們使用母語的創作依然不會被正視。

 

文學語言的論爭無法獨善於政治之外,一個族群的語言怎樣才把政權認可作為官方(不論是否唯一)語言肯定是政治問題。我擔心的,是在這種過程中,會否因為妒恨政治(ressentiment politics)的關係,複製(前)殖民者的邏輯。寫碩論的過程中,拜到了這次「蔣為文VS黃春明」事件中的主角之一──成大台文系副教授蔣為文的兩本著作《語言、認同與去殖民》(Gí-giân, Gīn-tông kap Khì-sіt-bîn)和《語言、文學kap 台灣國家再想像》(Gí-giân, Bûn-hảk kap Tâi-oân Kok-ka Chài-sióng-siōng),真是教人嘆為觀止。蔣為文認為當法國殖民越南時,以法語取代漢語,成功把越南脫漢(去漢化),並使日後越南更容易建立自己的國族身份;質疑為什麼日本殖民台灣時,不取締漢字,並認為若當初日治時期取締了漢字,並以假名書寫,日後脫離殖民統治時,台灣人國族意識醒覺的話,就自然會使用更「國際化」的羅馬字。在蔣為文的邏輯中,似乎任何能去漢化的政策都是可取的,其無視日本皇民化與國民黨的國語政策背後邏輯的大同小異,而自己對待前殖民者語言(漢語)的態度,就與國民黨政府對待日語的態度無甚分別,都以同一邏輯運作。

 

當蔣為文向黃春明嗆聲時,其狹隘、本質論的文學語言想像,可謂暴露無遺,更可悲的,他背後的邏輯,與他所要對抗的殖民者的邏輯其實無甚分別,更加窄化了台灣文學的想像。幸甚,在這次「蔣為文VS黃春明」事件發生後,不少台灣文學系所的老師、舊生和學生,及台灣文學的研究者都紛紛寫文章,表達一種更多元、更容讓討論空間的台灣文學想像。這次「蔣為文VS黃春明」事件,變相成為成大台文系(所)的內爆,更可以讓外界知道,台灣文學系所所關心的、所提倡的文學(史)觀,並不由部份研究者或教授所壟斷,期許這次事件將更拓闊台灣文學研究和台灣文學系所的可能。

 

從華語語系比較文學的觀點來說,這些論爭其實亦可供其他華語語系文學場域參考,舉個例說,粵語(廣府話)使用地區就是了。當粵語創作被現代標準漢語所壓抑,而粵語使用者或創作者希望自己的母語被重視時,我們是否同時意識到其他語言使用者的存在;我們又該怎樣做,避免自己成為了粵語版的蔣為文,似乎亦是值得我們深思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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