邁向市區更新拆遷3.0，或，東亞寮仔部大會
洛謀、袁智仁（社區文化關注成員）
2008年12月15日，本文的兩名筆者參加了由市區重建局舉辦，號稱「邁向更新3.0」的「市區更新的模式與挑戰──亞洲經驗分享」研討會。筆者知悉，這場研討會是市建局委託香港大學羅致光博士團隊為「市區重建策略」檢討所做的市區更新政策研究的一部份；被邀請而來的亞洲其他地方專家、學者，是羅博士團隊做考察時的其中主要資訊提供者，而這份研究報告則會影響著「市區重建策略」的檢討。當筆者看到市建局終於用「更新」代替「重建」，原以為是一個進步：「重建」所代表的是在（因清拆而造成）荒廢的土地上，「重新」去「建築」，是一個在城市規劃上很落後的一個概念；「更新」所指的，則是有機的，有歷史脈絡的改造、轉化城市，強調是一整個過程，而非斷裂的片段。可是，當筆者參加完研討會後，卻以為自己去了「東亞寮仔部大會」；裡面的講者，除了台北的講者較多談及台北的都市更新脈絡、社區營造、社區參與規劃的方法與法規外，其他的講者多是從由上而下的行政角度，講如何「處理」舊樓，談論拆遷多於其他的都市更新方法。
拆遷迎「盛事」
這次來香港主講，中國大陸市區更新的經驗，分別有上海同濟大學的鄭時齡院士和廣州城市房屋拆遷管理辦公室（簡稱「拆遷辦」）主任、房地產經濟師劉志偉先生。上海將於2010年舉行世界博覽會，而廣州亦會於同年舉辦亞運會，都是拆遷的重災區，鄭院士和劉主任的演講中都不時點出盛事對城市更新的重要。
對於香港來說，上海的經驗也有一定程度上的參考價值。鄭院士說，上海汲取了拆掉三份之二舊建築的教訓，現在也逐漸強調文物保育的重要。他認為，文物保育不是重建中的「雞肋」，而是獨立於重建部門；舊建築和歷史也可成為城市的收入。1993年後，上海引入的總體城市規劃後，帶入「歷史大化風貌保護區」概念，保育不限於點，是以整區歷史建築作單位，鼓勵創意產業使用。鄭院士認為，上海最重要的是濱水地方，不論是蘇州河，還是黃埔江，都珍而重之，甚至可以拆卸濱水的高速公路於地底重建，把濱水地方釋放為可供公眾和遊客享用的公共開放空間；這方面值得香港效法。
然而，當被問及怎樣決定哪些是歷史文化區，和怎樣安置舊建築物的居民時，鄭院士則坦言土地是國家的，人一定要被遷走，沒有「留屋又留人」，只是把建築保留下來。或許是因為這些「人」（或在香港稱「既有的社會網絡」），在「國家」的眼中，使得這些老建築的價值未能「彰顯」出來。鄭院士在演講之初，自豪地向我們表示上海的高樓大廈，在密度和高度上，都超越紐約；原來，在鄭院士眼中，不論是重建還是保育，都只是一個給外國人觀看的窗口，只是為世博時穿上的漂亮衣裳。
世博將上海人的生活歷史換成建築物史，而亞運則加速廣州的拆遷。廣州拆遷辦劉主任在演講時，非常自豪地，在前一個星期，他參與一個全國的拆遷部門的會議，分享廣州的經驗時，全場掌聲雷動，他認為在全國中，廣州是「好超前」。在今次分享亞洲都市更新經驗的會議，作為負責拆遷的官員，他坦言只需要向市長負責，市長的目標就是他的目標，他希望「個個都燒爆竹咁〔搬〕出去」」。在演講中，劉主任強調自己是「依法辦事」，不會害怕被市民起訴，廣州市民只要給100元就可以告政府；劉主任說，他的原則是會聽民意，但又強調，一旦已決定的事，就一定會做，不會變更。
在問答環節，台下有聽眾指出，他在廣州家中的老人因全國運動會大興土木而被迫遷，一楝三層高的唐樓，賠償成為三間在不同大廈中的小單位，由於單位無升降機，老人家被迫困在這十多層高的大廈中，一年後來更中風致癱瘓。有三位不同發問者，都分別追問廣州政府是怎樣諮詢居民，劉主任都一一迴避，最後主持要求下，他說︰「我已經開新聞發佈會，還不夠嗎！？」；開新聞發佈會，加上派傳單的方法，就是他眼中的「諮詢」受影響的居民，這真的連基本的給予「資訊」也未必稱得上。報告中他說會拆除廣州城中村的問題，又有人問及住在裏面的農民工的安置，他指他們不是城市人，這是農村的問題，拒絕回答。原來「以人為本」，也要看看那個「人」是外國遊人，或是農民工；使人不得不問，重建和保育中的人在哪裏呢？都市更新目標又是甚麼呢？
保育唔關我事的首爾學者
與會分享首爾「都市再開發」的學者是來自首爾大學的Kim Kwang-Joong教授，他同時負責制定首爾市的市區重建、市中心規劃的政策。羅博士說，有關韓國的文獻和資料回顧，很多都沒有英文版本，他最初知悉和韓國市區重建相關的資料，都是透過Kim教授。在演講中，Kim教授談及首爾市政府近年多採用「市鎮中的新市鎮」模式，大規模遷拆市中心的住宅區，興建新住宅；然而，報告中，Kim教授既不贊同首爾重建的做法，卻又不清楚原本的居民搬到哪裡去，只知10%的居民可回到原區居住。
在問答環節，香港中文大學人類學的呂烈丹教授問Kim教授，似乎沒有提及有關歷史建築的保育問題；Kim教授卻說，他關注的是市區重建、市區再發展的問題，保育問題和他無關。這種說法真令筆者錯愕，在很多城市、很多國家，歷史建築保育和城市規劃、都市更新息息相關，譬如怎樣轉化歷史建築，怎樣在都市更新的過程中，指認出某些建築物為對地區有特別意義的歷史建築而不應拆卸；保育又怎會和都市更新無關呢？香港大學城市規劃的伍美琴博士問Kim教授，他的做法會不會過於由上而下；Kim教授則承認那是由上而下的規劃，並認為那沒有甚麼問題。
在最後的座談部份，Kim教授不但承認沒有進行社會影響評估，還盛讚香港的「careful」社會影響評估。筆者真的不明白，一份市建局職員隨時在早上七點鐘，阿婆還未睡醒穿著睡衣卻被敲門，要求做的一份沒有「想留下」這個選擇的社會影響評估，究竟有多「careful」？難道Kim教授被請來的原因，就只是因為羅博士的網絡中，唯一懂得英語的首爾學者嗎？筆者知道，檢討韓國都市更新經驗的國際學者其實還有不少，只要花一點時間，必然可以找到既有社區經驗，又有保育視野的學者專家。
日本研究48小時
羅博士團隊說，他們未能請到一個日本的專家、學者親自前來，所以就由曾去日本訪問的團隊成員、市區重建局分區諮詢委員徐永德博士主講日本的市區重建概況。在演講中，徐博士多次把責任推諉於翻譯，對方又未回覆電郵，來「解釋」自己的資訊不足；筆者真的不明白，香港大學明明有日本研究學系，徐博士大可拜託日研系的老師和學生，一起做這個研究。演講中，徐博士又透露，他和研究助理只是去了東京兩日，訪問了一些政府官員和發展商，然後就斷定日本社會傾向和諧，甚少抗爭；他說，即使是六本木這類型大項目，也只有日本共產黨在抗議；當他提及日共時，他是以輕視的態度，彷彿不知道日共在日本國會中，也有十多個議席，並非一個不足為談的組織。
台下有聽眾問徐博士，有沒有搜集和研究過日本另一種很重要的，由下而上的都市更新、城市保育的方法「町造」（machizukuri，即台灣所說的「社區營造」）時，徐博士承認自己沒有看過這些書，也沒有訪問過相關的學者和組織。該聽眾說，關於「町造」的書，其實香港大學圖書館也有。就筆者所知，近兩年出版，關於「町造」的書，至少有André Sorensen和Carolin Funck所編的Living Cities in Japan: Citizens’ movements, machizukuri and local environments與西村幸夫的《再造魅力故鄉》（中國大陸版譯名，台版譯名為《故鄉魅力俱樂部》）。西村幸夫教授是國際知名城市規劃的學者，曾任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國際文化紀念物與歷史場所委員會等國際組織的委員，其著作《故鄉魅力俱樂部》更記錄了多場日本各地的由反對清拆街屋開始的抗爭，發展至強調社區參與、社區充權、永續發展的社區營造運動。西村教授亦曾受龍應台教授所邀請，到香港大學進行演講；研究團隊要是用功、有心的話，要聯繫上西村教授之類的，重視社區營造的知名學者應該不難。徐博士這種連相關書籍也懶得看，48小時來回就當做了研究的態度，連本科生的期末報告也未必能接受吧；但他的研究報告，卻成了影響香港市區重建策略檢討的依據。
結語：難道檢討的結果就是不用檢討嗎？
聽完整日的研討會，很難不讓筆者覺得，這是一場鬥比爛的的「檢討」，很難不令人推斷，檢討研究的結果是原來香港做得還不算差，所以不用改善；對於一些其他地方做得比香港好的地方，如社區營造、社區為本的更新、某程度上的社區參與，羅博士和他的團隊卻一概以「文化差異」、「社會差異」這類不論人文學科還是社會科學都認為是較差的藉口，去「解釋」這些進步的措施，在香港較難落實。難道羅博士和他的團隊真的不知道，這些「差異」其實是制度上的不同多於「社會」、「文化」上的「差異」嗎？他們難道不知道這些制度上的不同，不是香港的限制，而是可以透過制度上的改變而令香港變得更好嗎？羅博士又一直在說，香港的社區比較弱；但這是事實嗎？有哪個地方的社區凝聚力，不是在面對危機是有所加強呢？筆者不明白，為甚麼羅博士的團隊，不去多提及一些世界各地做得較香港好的都市更新事例，例如台北的講者所提及的社區規劃師制度、社區營造，又或者紐約蘇豪區之類的舊城復興呢？難道亞洲經驗分享，真的只能鬥比爛？香港市區更新的檢討方向，就要被這份有這麼多遺缺的研究所壟斷嗎？難道香港要邁向的市區更新3.0，真的會變成市區拆遷3.0？難道真的是讓市建局繼續做一個炒地皮的寮仔部？
（刪節版刊於2009年1月10日的《明報．世紀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