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政府山：保育未說完的故事

走在新加坡市中心的市政區（Civic District），經過一座座從殖民時期遺留下來的建築物：舊國會大廈、政府大廈、舊最高法院大廈、聖安德烈座堂，然後繼續往河口相反方向走，就會到達福康寧（FortCanning）。福康寧，在新加坡開埠以前，叫做「禁山」，是古時馬來國王的宮殿和安息之地。開埠以後，萊佛士（Stamford Raffles）看中了這個離河口不遠的小山丘，可以讓他看着這個港口殖民城市，就在上面興建他的邸宅，並在旁邊興建新加坡第一個植物園。新加坡之後的總督，亦住在萊佛士興建的這個邸宅。於是， 這座小山就被改名為「政府山」（Government Hill）。

新加坡保育「政府山」範本

與此同時，殖民政府亦在政府山下，河口附近興建期間其他政府部門建築和殖民者的聚居地。於是，今日的市政區——一個從開埠以來，直至現在都是新加坡的政治、經濟、文化、宗教中心的區域——逐漸形成。政府山也一直維持着這個政治、經濟、文化、宗教中心的制高點，並同時是總督府的所在，直至1859 年，殖民政府因為軍事需要，而把「政府山」改為軍事要塞「福康寧」為止。福康寧一直維持軍事用途，直至新加坡獨立建國以後。現在的福康寧，已經從政治、軍事用途，轉變為公園，但仍保留着不少軍事要塞的建築。

一路走着，覺得這種城市佈局十分熟悉：殖民政府把整個政治、經濟、文化、宗教中心設立在港口附近，在小山丘上興建總督府和軍事用途。香港不也就是這種佈局嗎？試想像香港開埠初年，那時填海還未填到去今日的國金對出，政府山還在離海邊不遠的地方；或者更準確來說，在1842 年皇后大道開通以前，政府山就在海邊。香港的中環就像新加坡的市政區——一個位於海邊而殖民政府規劃政治、經濟、文化、宗教中心的區域，甚至和新加坡的政府山也很類似，香港的總督也是住在政府山上，只是位置比新加坡的總督更往山上高一點，甚至連植物園（今日的香港動植物公園）也和新加坡最初的植物園一樣，設在何其相近的地方。或者是因為香港岸邊比新加坡岸邊更多山的關係，香港不用像新加坡一樣，為了軍事用途，把政府山改為要塞，而是在政府山的東面，在海邊設立海軍船塢，然後再依山興建幾個軍營。

政府山的雙城故事

英國比其他殖民帝國，更着重港口的重要，它把新加坡、馬六甲、檳城、香港這些港口，和其他純粹掠奪資源的殖民地是分開來管理的。在港口殖民城市，英國人把自己的整個政治、經濟、文化、宗教中心，甚至是歐洲人的聚居地，建立在海邊的地方，檳城如是，新加坡如是，香港也如是。山，對於英國人來說，更是權力的彰顯，當有山就在海邊附近，把總督甚或整個統治權力中心建立在山上，更具象徵意義。檳城的山遠離海邊，而新加坡和香港則有山在海邊，正好可以解釋為什麼這兩個地方從海邊到政府山的佈局是這麼類近。香港政府山的歷史意義，不但在於它從開埠以來就是香港的政治、行政、宗教和權力的中心，它同時見證着英國殖民政府是怎樣規劃港口殖民城市。

港大陸佑堂的香港史

新加坡福康寧山下， 有條陸佑街（Loke YewStreet），紀念已故南洋富商陸佑。陸佑這個名字，香港大學的同學和校友一定不會感到陌生，香港大學本部大樓（Main Building）一樓的大禮堂，就叫陸佑堂，門前有個陸佑像，傳說不要直望他雙眼，否則會不能畢業。陸佑堂的名字太深入民心，甚至有不少校外人士以為「本部大樓」和「陸佑堂」是同義詞。陸佑的故事，就像很多南洋華人領袖往上爬的傳奇故事類似：他出生在廣東的一個貧窮家庭，後來被賣豬仔到南洋，贖身後在新加坡和英屬馬來亞創業，業務愈做愈大，成為英屬馬來亞的「錫礦大王」和「橡膠大王」。香港大學就像當時英屬馬來亞和新加坡的不少地方一樣，得到陸佑的捐助，所以戰後港大重修本部大樓的大禮堂時，就把它命名為陸佑堂。除了陸佑像外，本部大樓也有另一尊銅像，是自香港開埠早年已移居香港的帕西（Parsee） 富商麼地（HormusjeeNaorojee Mody），他是港大的主要捐款人。港大的歷史，就像香港作為一個港口城市般，它的建成絕對不是單一族群、單一國籍人士的貢獻；本部大樓，彷彿就像記錄香港這段港口殖民城市的歷史，人們的移民史是何樣的豐富，就像港大學生會會歌所唱着：「我們來自四處八方」。

本部大樓是港大最歷史悠久的建築物，亦是港大裏面四座外部被列為法定古蹟的建築物之一；它是後文藝復興風格的建築，和同期英國殖民政府在香港和其他殖民地的很多建築一樣，透過圓拱、圓柱，讓人聯想到古希臘神殿或古羅馬的神殿，或文藝復興年間的建築，是非常宏大（monumental）的，用以彰顯權力和榮耀。港大建校的年代，是殖民菁英教育、「天子門生」的年代，其採用那種和殖民政府早年軍、政、商建築物類近的設計，是不難理解的。在專上教育還未趨向普及之時，大學的校園也被視為不是一般人可達之地。隨着時代轉變，專上教育亦漸趨普及化和民主化，大學不再是那種遙不可及的地方，本部大樓亦愈走向開放，與殖民政府在戰後興建的公共建築，如大會堂、政府山上的中區政府合署等，都採用平實的風格，放棄那種彰顯權力的表徵來表現出來的開放氛圍，其實是同出一轍的。

開放予公眾才是真正解殖保育

香港曾經是一個殖民城市，怎樣去理解和反思自身和殖民者的關係，是需要面對的一個問題，單單去擁抱或否定殖民歷史和其遺下來的事物，都是不智的。怎樣去處理殖民者的建築，正是這個過程的重要一環。政府山這個殖民權力的象徵，能夠完整保存，並釋放予公眾，才是真正的解殖。在上世紀七十年代，當政府山附近的幾個軍營停用之時，當時的保育團體和街坊組織，已經要求殖民政府完整保留域多利兵房和美利兵房及裏面的建築物，然後開放為公園，那時中環則會有一大片從現在遮打花園一直伸延至半山的公園綠地；但可惜的，是當年的殖民政府依然一意孤行，拆卸美利兵房和域多利兵房的大部分，拿來賣地給發展商，只留下一少部分域多利兵房及其中的部分建築物，也就是現在的香港公園。現在政府要拆卸中區政府合署西座，不過就是重施當年殖民政府的故技，用來賣地給發展商，不同的只是政府學懂挪用例如「休憩用地」等的字眼來包裝。林鄭月娥局長上月外訪新加坡時，曾在當地的一場研討會被與會者追問關於政府山何去何從時，說拆卸西座是為了整個「文化地景」（cultural landscape），可以提供更多空間予公共使用。然而，破壞了完整性，又怎樣可以保存文化地景呢？其實，要開放更多空間予公眾使用，是不用拆卸西座的，只要政府肯開放已經不再使用的地方，把它們真正回歸到市民手上即可。

捍衛港大本部大樓開放空間

把殖民建築——尤其是彰顯權力的殖民建築，改為公共用途，釋放予公眾，是後殖民社會在空間上體現解殖的正常做法；在過去的日子裏，港大本部大樓的愈走向開放，就是空間上的解殖過程。文學院遷離本部大樓，本來是提供了一個契機，讓師生、工友、公眾去討論如何讓大樓更加開放的機會。在這個應該要讓大樓更趨開放的當下，原來校方早已提交了一份規劃，把本部大樓大部分地方改為大學高層的辦公室，並把對面現在音樂系使用的孔慶熒樓改為那個主要聯絡權貴校友的發展及校友事務部（DAAO）的辦公室。以前這裏是很多同學會使用會聚集、會見到附近晨運的老人家會到達的地方，但試問大學高層、行政部門的辦公室，會是大家會去的地方嗎？8．18 李克強副總理訪問港大的殷鑑不遠，大家都見識到近乎「戒嚴」的本部大樓和大學校園是怎麼一回事；現在，大學正正就是把漸趨開放的空間，重新壟斷在大學高層手中，不就是像早期殖民官員一樣，要進駐在那些宏大的建築嗎？

政府山和港大本部大樓，都在說同一個後殖民文物保育的故事：我們怎樣去看待殖民建築？怎樣去看待城市空間？它們告訴了我們什麼歷史？完整的保留往往只是第一步，之後我們要去問的，是我們想要的是開放還是封閉的空間——不論是校園抑或是城市。

(原載於2012年6月25日《明報．世紀版》，編按：距離今屆政府落任前兩周，發展局長林鄭月娥趕着發表處理政府山的「最終方案」，方案內容引發保育和城市規劃的人士很大迴響。同是英國殖民地的新加坡也有一座「政府山」，本文作者借鏡獅城，透過政府山的雙城故事，讓我們反思怎樣看待殖民建築？怎樣看待城市空間？）

既遙遠又親密──一個外人對台灣文學系所及研究的印象

初接觸台灣文學系所的研究，應該是從寫碩士論文時開始。我的碩士論文研究「華語語系比較文學」(Sinophone Comparative Literature)，希望開拓一種能讓各種以廣義的華語文(Chinese / Sinitic languages)為書寫語言的文學作品和研究相互參照的可能的方法。不過由於時間及語言能力所及，其實論文內牽涉的主要論戰和作品討論，多集中在香港、台灣和馬來西亞的華語語系文學(Sinophone Literatures)。當時，指導老師知道我其中一個會引申討論的地方，是從文學獎開始的，於是她給了我一篇研究兩大報（中時、聯合）文學獎的論文；再沿此條路，我找到了成大台文所張俐璇2007年的碩論《兩大報文學獎與台灣文壇生態之形構》，這或許是我接觸台灣文學系所的研究的起源吧。

 

作為一個在外面的觀察者（或研究成果享用者），綜合地說我是極其依賴這些研究的史料整理及其分析框架，而我較為有所保留的，是在怎樣理解「本土」／「在地」形構與串連的關係、怎樣理解在地語言和強勢語言上的關係、怎樣理解那些中國中心論者。不過，這些也只可以說是保留，或是有商榷的餘地，但總體來說，還是裨益不少。真正令我心寒的，其實是某些佔據高位的台灣文學系所教授和台語文學論爭內的「戰將」。我碩論的其中一個大章，是論文學語言（及文化）的純粹和混雜性。在1990年代兩次「台語文學論爭」中（參見呂興昌、林央敏主編《台語文學運動論文集》），「交戰」各方，不少時候雖然立場迥異，但其邏輯與盲點卻出奇地一致：例如「非本土陣營」的陳若曦認為，大量使用「方言」書寫會窒礙閱讀，並認為統一的語言和文字有利於族群和諧，而提倡台語（指河洛語）創作將會損害生命共同體；陳若曦的盲點，在於其把「和諧」與「統一」混淆，並認為共同語(lingua franca)應享有絕對的地位，這無疑是延續過往壓迫性的語言政策。然而，這種邏輯卻跟「本土陣營」裡面的其中一個極端吻合：林央敏在極具爭議的〈回歸台灣文學的面腔〉一文中，宣稱只有台語文學才是台灣文學，並以為「以多數代表全體」是理所當然和自然的。可是，正如彭瑞金回應說，語言問題不能以暴力（包括制度與人數上的暴力）解決，即使以政治手段解決了語言問題，但剩下不以多數人口母語作為母語的族群又怎樣呢？在這裡，其實這兩種立場迥異的極端，其實都共同承襲著同一個邏輯或盲點：高舉單一語言作為單一共同語，並封殺了討論的空間。在壓迫其他語言使用者和其他語言創作者上，透過官方力量或是數人頭，所呈現的暴力其實分別不大，更弱勢族群的文化權利依舊排拒在外，他／她們使用母語的創作依然不會被正視。

 

文學語言的論爭無法獨善於政治之外，一個族群的語言怎樣才把政權認可作為官方（不論是否唯一）語言肯定是政治問題。我擔心的，是在這種過程中，會否因為妒恨政治(ressentiment politics)的關係，複製（前）殖民者的邏輯。寫碩論的過程中，拜到了這次「蔣為文VS黃春明」事件中的主角之一──成大台文系副教授蔣為文的兩本著作《語言、認同與去殖民》(Gí-giân, Gīn-tông kap Khì-sіt-bîn)和《語言、文學kap 台灣國家再想像》(Gí-giân, Bûn-hảk kap Tâi-oân Kok-ka Chài-sióng-siōng)，真是教人嘆為觀止。蔣為文認為當法國殖民越南時，以法語取代漢語，成功把越南脫漢（去漢化），並使日後越南更容易建立自己的國族身份；質疑為什麼日本殖民台灣時，不取締漢字，並認為若當初日治時期取締了漢字，並以假名書寫，日後脫離殖民統治時，台灣人國族意識醒覺的話，就自然會使用更「國際化」的羅馬字。在蔣為文的邏輯中，似乎任何能去漢化的政策都是可取的，其無視日本皇民化與國民黨的國語政策背後邏輯的大同小異，而自己對待前殖民者語言（漢語）的態度，就與國民黨政府對待日語的態度無甚分別，都以同一邏輯運作。

 

當蔣為文向黃春明嗆聲時，其狹隘、本質論的文學語言想像，可謂暴露無遺，更可悲的，他背後的邏輯，與他所要對抗的殖民者的邏輯其實無甚分別，更加窄化了台灣文學的想像。幸甚，在這次「蔣為文VS黃春明」事件發生後，不少台灣文學系所的老師、舊生和學生，及台灣文學的研究者都紛紛寫文章，表達一種更多元、更容讓討論空間的台灣文學想像。這次「蔣為文VS黃春明」事件，變相成為成大台文系（所）的內爆，更可以讓外界知道，台灣文學系所所關心的、所提倡的文學（史）觀，並不由部份研究者或教授所壟斷，期許這次事件將更拓闊台灣文學研究和台灣文學系所的可能。

 

從華語語系比較文學的觀點來說，這些論爭其實亦可供其他華語語系文學場域參考，舉個例說，粵語（廣府話）使用地區就是了。當粵語創作被現代標準漢語所壓抑，而粵語使用者或創作者希望自己的母語被重視時，我們是否同時意識到其他語言使用者的存在；我們又該怎樣做，避免自己成為了粵語版的蔣為文，似乎亦是值得我們深思的問題。

紀實．現場：書寫與社會運動

紀實．現場：書寫與社會運動

日期：2010年8月7日（星期六）

時間：下午4點至6點

地點：序言書室（旺角西洋菜南街68號7字樓，銀行中心Body Shop對面）

主持：盧勁馳（詩人，著有《後遺》）

對談人：李維怡（《行路難》文字耕作者、獨立紀錄片工作者）、洛謀（詩人，著有《島嶼之北》）

簡介：

書寫和社會運動有甚麼關係呢？彼此間有甚麼張力？從保衛天星碼頭、皇后碼頭、反高鐵到各個社區運動當中，越來越多藝術工 作者介入社會運動，這是好事還是有所隱憂呢？這些藝術作品是動員、紀實還是回應現場呢？這些藝術作品是參與運動，還是收割運動呢？當藝術工作者置身於運動 中，又會怎樣看待自己的作品呢？藝術的獨立性，和對運動的承擔，兩者真的有衝突嗎？是次活動的兩位對談人，既書寫又參與社會運動，誠邀每一位關心書寫、創 作和社會運動的朋友，來豐富這場討論。

除了這裡，別無故鄉 ──（不存在的）鄉土文學

（０）

島嶼之北，或許是述說這個城市的故事的一個起點。

不管你願意與否、認同與否，百多年前，島嶼北部的一個海角就被英國人易名為佔領角，為土地劃界，釐定他們所屬的領域，並把當地的人納入或排拒在這些邊界裡。自那刻起，島嶼北部就和整個城市息息相關；自那刻起，這個城市的政治和經濟相關的據點，就在島嶼北部，並從北部往三方慢慢散開，甚至跨島北移；島嶼北部，就成了整個城市的政治中心和經濟中心，也成為了不少本土社會抗爭的、甚或暫駐本土而發動「第一次」抗爭的現場。

是的，這個城市有許多讓大家都牢牢記住的、重要的抗爭，都在島嶼北部爆發（似乎只有幾次發生在半島和半島北方；雖然那幾次也特別的重要）。

（一）

除了七一遊行以外，這幾年發生了好幾場大型的社會抗爭行動，不論是天星碼頭、皇后碼頭的保衛運動也好，反高鐵的過度撥款也好，我們都聽見當局有種說法，甚麼理解年輕人訴求、會加強和年輕人溝通云云，然後自己胡亂推測：甚麼年輕人買不到附設會所的樓房、甚麼年輕人職位升遷的流動性下降、甚麼年輕人可能比較反叛云云。猶有甚者，在反高鐵撥款的抗爭中，有報紙引述官場耳語，謂這個城市的在上者急商對策，不如多辦資助課程或多搞文娛康樂活動，令年輕人把時間放在「正途」也好、唱K也好，總之就要令他們沒時間上街遊行和抗爭。

在這個城市生活了這麼多年，對這些引喻失義、自以為是，而最終進退失據、無法面向問題根源的說法毫不陌生，因為它在這個城市一而再、再而三的被複述。當傳媒引述政府高官那些唱K消耗青年體力論的耳語時，感覺是何等熟悉，彷彿就回到四十多年前、我尚未出生、香港特區政府現在的高官還在唸書，或剛進入殖民地政府的年代：1966年，政府不顧百物騰貴，漠視反對聲音，一意孤行批准天星小輪加價，最終導致「九龍騷動」；其後，政府委任的調查委員會發表報告書建議，「要利用青少年活動疏導青少年過剩的精力，作為預防社會騷動方法之一」。難怪有人嘲笑：四十多年過後，香港政府是否打算辦一次「香港節2010」？四十多年前，「九龍騷動」過後，殖民地政府也不得不承認這一次的「騷動」，不同於之前它所面對的其他「失序」事件，並非由外在勢力所引發，而是一次在地民眾不滿時局所引發的；然後，殖民地政府作出了一個結論，務必要加強民眾對「本地」的認同和歸屬感，加強他們對香港的責任心。

香港的本土意識根源，從來都至少有兩種：第一種，就像殖民地政府希望那種，透過加強民眾對本地的認同和歸屬，使之方便其管理，所謂「香港是我家」，無非都是希望「清潔齊參加」，而不是「抗爭齊參加」；第二種，就是真的活出「香港是我家」的意義，因為我活在此地，所以我關心此地的社會、此地的人民。沒有人否認香港是個移民社會，生活在這裡的人，多數是移（難）民或移（難）民的後代，但這不代表活在這裡的人會永遠自視為過客。我是移民的第三代，我身邊不少朋友也是；於我來說，除了這裡，別無故鄉。當我看見我的故鄉被在上位者、被自稱菁英的人破壞，又豈能無動於衷？移民也好，移民的後代也好，在這個城市活了這麼多年，又豈能不關心自己生活的地方，又豈能對身邊的事視而不見呢？

這幾年的社會抗爭，某程度上來說，是故鄉保衛戰，也是對這個城市的重新認識。在這個重新認識的過程，發現在上位者原來是怕「香港是我家」的。這也難怪，最初殖民地政府提出「香港是我家」，不過是想把這裡的人統統都變成順民。諷刺的，是當這裡的人把「香港是我家」玩真時，政府就以甚麼競爭力、邊緣化、加強融合、保育和發展要平衡等說法，想這裡的人忘記「香港是我家」，或停留在「清潔齊參加」的年代。當我城的民眾在保衛我城的城市空間、當反高鐵的民眾在全港各區苦行、當手是這樣觸著這個城市的土地，每個人的個人歷史、城市的歷史就這樣連在一起，連在一起的不是甚麼血脈、甚麼國族的口號，卻是那最根本的、對這個城市、對這裡的人的關顧；它可以形成一種力量，不獨停留於此，而是關顧別的地方所遇見、相類的事情。

（二）

文學和社會的關係，彷彿是個永恒的命題。

中學時修讀中國文學科，當局挑選的篇章，不少也有社會面向。我們讀過這麼多具備人文關懷的文學作品，你說完全沒有受它影響當然是沒可能的。後來，寫作的日子久了、讀到的文學作品和理論也多了，就會發覺單純的人文關懷其實是不足以支撐作品。如果人文關懷缺乏真實的社會經歷、缺乏平視的視角、缺乏在地的關懷的話，可能會變得虛浮，寫成的作品也可能會變得空泛，只是旁觀他人痛苦，而沒有介入的意味；最終，現實只會淪為作品的背景，甚至損害了人文關懷本身。

文學回應甚或介入社會，或曰文學的再政治化，不等於文學庸俗化或把文學淪為意識形態的附庸。不論歐美的左翼文學傳統或後殖民、第三世界的文學理論，都有不少對於文學和社會關係、文學如何介入社會、何謂文學的再政治化的討論。我認為，理所當然地去堅持文學的「純粹性」或私密性，有一個最大的盲點，它忘記這種說法也是一種時代的產物：在冷戰結構下，對事物的理解被截然二分，西方社會習慣把蘇聯和中共等視為等同於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當蘇聯和中共等國推行泛政治化、意識形態和「集體」高於一切的政策，把不少作家視為社會寄生蟲而批鬥、流放，就使得「集體」和「政治」得了污名；於是，文學的「純粹性」、「私密性」便成了一種對抗「萬惡的共產主義」的反抗，一種「自由的」反抗，雖然當中含有不少對左翼和基進的誤解。問題是，當社會的時勢有所不同，當整個政商聯盟正希望社會不再擁有集體、每個人都只關顧私密，文學和藝術只顧形式、反映內心而不具有任何的社會批判，再理所當然地認為文學就是文學、理所當然地去堅持文學的「純粹性」或私密性，會不會正好又成了另一種意識形態的附庸呢？

當歐美第一世界的作家還有空去慢慢討論文學應該公共還是私密好的時候，在鬧獨立、鬧完獨立但殖民的陰霾仍在的第三世界作家卻沒有這個閒情逸緻。對這些作家來說，怎樣去重新思考自身和前殖民者的關係、怎樣去脫離前殖民者和其他歐美強國在政治、經濟、文化上的控制、怎樣使獨立後的新興國家真正屬於人民而不是特權階級，是當務之急；而文學和藝術可以怎樣自處、不再是重提殖民者的老調子，是必須處理的問題。你問這些作家文學和社會的關係？肯亞作家Ngugi wa Thiong’o告訴你，「每個作家都置身於政治裡，問題是那是怎樣的政治」；尼日利亞作家Chinua Achebe更開宗明義：「為藝術而藝術，無異於一陀除臭的狗屎」。

文學介入社會，不等於文學就缺乏了想像、缺乏了獨立性。對於文學如何再政治化，我歸納了兩個互相補足又不衝突的取向：翻譯者和解放者。在由官方或統治階層所書寫的歷史，往往都會對底層人民視而不見、把其中的衝突與不安輾平，企圖蒙混過關，而文學作品則把其中那些沒有被說出的故事、即使當事人說出了也會被扭曲的故事，透過文學作品呈現出來；但這種呈現，卻不是使作家消失、使文學作品變成一面鏡，「如實」「反映」社會，而是透過作家本身去理解包含整個結構和層次的社會現實，並透過文學作品與之對話，並透過作品「翻譯」出來，這就是文學的「翻譯者」角色。解放的先決條件，在於作家理解到文學的自由與社會的自由是不可分割的。南非作家Peter Horn提及，解放是一個讓我們脫離「小機械人」的過程；作家要意識到，自己的命運、自己的作品，與社會本身也憂戚與共，沒有真正解放的社會，也就沒有真正解放的文學。當作家意識到這個關係，把文學和社會拉回一個更為緊密的關係，去思索改變的可能，這就是文學的解放者角色。

請不要誤會，文學作為翻譯者和解放者，並不代表文學是單一、庸俗、低質素或遵從某一黨性，正如Peter Horn所說，解放就是不讓我們繼續做小機械人，我們就怎能讓我們的作品成為小機械人呢？事實上，即使被中共在文革時期奉為文藝政策金科玉律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是反對缺乏質素的文學作品，也反對文學作品的庸俗與乏味。在〈延安講話〉中，毛澤東斬釘截鐵地說：「普及工作和提高工作是不能截然分開的。不但一部分優秀的作品現在也有普及的可能，而且廣大群眾的文化水平也是在不斷地提高著。普及工作若是永遠停止在一個水平上，一月兩月三月，一年兩年三年，總是一樣的貨色，一樣的『小放牛』，一樣的『人、手、口、刀、牛、羊』，那末，教育者和被教育者豈不都是半斤八兩？這種普及工作還有甚麼意義呢？」我想，這篇講話的問題在於後來的執行上只重視其前面很多的黨性，但不重視它的目光；或者，之後的執行只拿篇名了事，根本沒有打算去貫徹它通篇很多具批判性的地方──但這些並不足以去否定整篇〈延安講話〉。同理，即使過往在文學再政治化中，有做得不好的地方，但這可能在於作者的功力，或理論者的一些盲點，但並不在於其目光，更不應去否定文學的公共性。

（三）

香港華文文學有一個我視之為瑰寶的優良傳統：從生活出發；而香港當代華語詩亦有另一可貴的特色，它比亞洲其他地方的華語詩，更重白描和敘事。這些特點，都為重新思考文學介入社會的可能，奠下良好的基礎。

「從生活出發」這個傳統本身就鼓勵作者透過文學作品回應其生活的種種，其文學的養份源於其生活，需要理解和感受現實社會所發生的事，而不單是關上房門、發掘其內心深處、參考幾篇名家技巧就寫成一篇作品。當作者首先是作為一個活在真實社會的人，然後才作為一個作家的話，他或她的生活都要經歷真實社會上的種種，而其書寫從生活出發亦意味著從他或她經歷的真實社會出發，這當中更包含了許許多多不被重視的故事。不錯，從生活出發而非從發掘內心心處出發，從外在世界出發而非內在世界出發，作家也就有機會透過文學作品去回應、去翻譯這真實社會發生的事，大至一次大型社會運動、一整個城市的發展，小至一個小社區的變遷、一個被忽視的家人。詩的白描和敘事，更讓詩人去視考詩的語言，在沒有華美的辭藻、奇特的意像、出色的比喻外，還可以有甚麼呢？是不是向我們的口語探索？是不是趁機更新我們日用的語言？是不是可以建立另一種的美學取向？是不是我們還需要，好好去觀察和感受我們的生活、好好去細看這個社會的種種，以平視、平等的角度，透過詩，好好和這裡的人、這裡的事去對話？

從生活出發的書寫，無法逃離在地，也無法逃離現實的故鄉。如果我們不看香港，在華文文學的經驗中，還有甚麼可以借鑑呢？我認為，台灣上世紀三十年代和七十年代兩次鄉土文學運動是可供借鑑的。你可能會說：香港是一個城市，哪來鄉土？先不去斟酌香港這個「城市」也有「鄉郊」聚落這現實，我們還是先討論「鄉土文學」是否有地域限制。「鄉土文學」一詞由黃石輝在上世紀三十年代提出，他針對的是舊文人所書寫的文學作品，與當下的現實生活、當下的勞苦大眾所經歷的是沒有任何關係，單純把作品語言從古典漢語換成漢語白話文，也於是無補，是故提出以當下、當地的語言，去書寫當下、當地的所見所聞。上世紀七十年代，王拓在〈是「現實主義」文學，不是「鄉土文學」〉一文中，指出七十年代所說的「鄉土文學」的「鄉土」，所指的是當下的社會環境和生活現實，並不侷限於鄉村，也可以在都市，是一種植根當下現實社會，以呈現社會現實、人們生活和願望的文學作品。因此，「鄉土文學」並不應只在鄉郊和鄉村，城市也可以有其「鄉土文學」。當一個作者視香港這個城市為自己的故鄉，作者書寫的文學作品又豈非這個城市的「鄉土文學」？

香港這個城市的「鄉土」，並不單純指「鄉村」或「鄉郊」。畢竟，在法制上、經濟上「擁有」土地，不同於「生活」在這土地上。我的「鄉土」、我的「生活」，來自這個城市的小社區、這裡的街道、這裡的城市空間，就讓我好好地去發掘這些地方隱沒的、那屬於庶民生活的故事，再讓我透過我的作品去回應、去「翻譯」出來、去思考改變的可能，這就是活在城市的「鄉土文學」，也是讓文學再政治化、讓我的詩去介入社會的起點。唯有這樣，才能落實真正的人文關懷，不致於把人文關懷淪為口號。這樣，我們才有可能思考文學的解放可能，再思考文學可以做到甚麼。

（《島嶼之北》後記，刪節版刊登於2010年7月23日《明報．世紀版》）

1218請假信（愛國愛港人士版）

敬愛的領導同志／總經理：

請容許我在十二月十八日的下午請假半天，到立法會前集會

，請愛國愛港的立法會議員，否決廣深港高鐵撥款。

敬愛的領導同志／總經理，我這次請假並不是受到反對派的唆擺，而是抱著愛國愛港之心，為偉大祖國復興而做的。作為愛國愛港陣營的一員，我絕對贊成加快祖國內地與香港的融合，使祖國內地和香港的交流更頻繁。然而，今次特區政府提出的高鐵方案，實在有違愛國愛港的原則。

首先，特區政府把高鐵站設在西九龍，事實上是要把祖國內地的同胞都帶到高鐵站附近的外資酒店，如：香港W酒店（美資喜達屋酒店及度假村國際集團）和在環球貿易大廈中由美資麗嘉酒店所擁有的酒店。換句話說，這條高速鐵路實際上是把祖國同胞的金錢都帶到我國最大的競敵美國手上，實在有違偉大祖國復興的原則。

第二，現時的高鐵方案要拆毀石崗菜園村、強行通過新界西至九龍西多座樓房的地下，以導致社會矛盾。如此興建高鐵，只怕會破壞和諧社會，實非我等愛國愛港人士樂於見到。

懇請領導同志／總經理批准我的請假，好讓愛國愛港的立法會議員懸崖勒馬，否決高鐵撥款；否則，他們誤中特區政府內港英餘孽的奸計，誤成漢奸，則非我等愛國愛港人士所願見也。

XXX謹上

副本抄送：中央人民政府駐香港特別行政區聯絡辦公室領導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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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10月香港作家台灣之行

1) 不存在的鄉土：香港作家對談 （運詩人 X 李智良 X 洛謀 X 宵媽拆蟹 X 盧勁馳 X 謝雪浩＠舊香居）
日　期： 2009年10月23日 （星期五）
時　間：晚上7:30
地　點：舊香居（台北市大安區龍泉街81號1樓）
報名電話：2368-0576 or mali：jxjbooks@seed.net.tw
主持人：房慧真
對談人：李智良
洛　謀（《黑鐵時代之歌》作者）
宵媽拆蟹（《大撈便．細撈便》作者）
盧勁馳（《後遺》作者）
謝雪浩（台港兩地作家，台大中文所碩士生）
活動簡介：
香港予人的印象就是一個城市，談論香港的文學，很多時就會納入「城市文學」的框架，並視之和「鄉土文學」作為一個對立。
在這個「城市文學」的框架，一套又一套慣性的，以城市中心為想像的文學論述就會出現。這種香港城市經驗的想像，最明顯的莫過於以「公共屋邨」（類似台灣的「國宅」）為草根經驗的底線，但當一代又一代香港成長的作家，無法在這種城市中心的經驗與想像中，併合到自己的成長經驗，或是因為他們是活在城市的邊緣，或活在城市的流徙中，又會是怎樣一回事呢？
香港文學是如何呈現著這種有別於城市中心的另類「城市文學」呢？
在缺乏「鄉土文學」傳統的城市，是否又無法談「鄉土文學」呢？
如果真的要談的話，這種另類的「城市文學」經驗又何以呈現哪種「鄉土性」或哪種「城市性」呢？
幾個成長背景不同，經驗卻又彼此重疊的香港作家，會在這次對談中分享他們對「不存在的鄉土」的看法，一起閱讀他們是如何書寫這個「不存在的鄉土」

主持人簡介：
房慧真
1976年出生於台北市，愛貓之輩，恬淡之人。現就讀台灣大學中文研究所博士班。網路筆名「運詩人」，《單向街》（台北：遠流，2007）

對談人簡介：
【李智良】：香港大學比較文學系碩士。其文字混雜不純／馴、執於字句的聲色觸感，帶有「按捺住又處於失衡邊陲的感傷」（陳智德／《信報》）。1999年自資出版中、英雙語詩歌／小說集《白瓷》(Porcelain，Exist Random)。2008年出版散文集《房間》(郭詩詠編，Kubrick/ 廿九几)，獲「香港書獎2008」，為精神科「治療」的無效與不人道立下存照，亦藉個人的「病歷書寫」，觀照城市住民、零餘者的存在狀態與情感結構，以「極清醒而又陷溺的文字樣態」（陳佩甄／《破報》）提出一種「病體」與後殖城市生活的辯證。
李智良現為「香港獨立媒體網」編輯之一。個人部落「處決1938！」，見： http://oblivion1938.com

【洛謀】：本名岑學敏，香港大學比較文學系碩士，著有詩集《黑鐵時代之歌》（明德出版），曾獲香港中文文學獎、城市文學獎、青年文學獎、香港大學新詩獎等獎項。部落格〔Transparency and Opacity〕：https://desmondsham.wordpress.com/
【宵媽拆蟹】：本名黃鳳儀，著有《大撈便．細撈便》(香港三聯，2009）書名《大撈便．細撈便》，原是水上人家的術語，解作「船頭的左邊和右邊」。出生長洲，漁民之家的黃鳳儀，把昔日在船上生活的趣事，通過文字、插畫記錄下來，以此書參加第二屆《年輕作家創作比賽》獲獎。
【盧勁馳】：筆名「不信」，香港大學比較文學系碩士研究生，詩人、作家，作品散見於秋螢詩刊、字花 (雜誌)、月台、詩網路、詩潮、城市文學、呼吸詩刊等文學刊物。曾奪多個文學獎項，包括城市文學獎新詩組冠軍，青年文學獎詩獎。更於2009年奪得第二屆「年輕作家創作比賽，後獲地產商資助出版個人詩集《後遺——給健視人士．看不見的城市照相簿》。
個人網站:不信的日光語
新作:《後遺——給健視人士．看不見的城市照相簿》(香港三聯,2009)
【謝雪浩】：香港詩人關夢南、黃燦然等人催生的零點詩社成員之一。曾以〈今夜星星們唱著快樂的歌〉獲2002年香港第二十九屆青年文學獎新詩高級組推薦發表；以〈夜雨行〉獲第十一屆臺大文學獎新詩組佳作，作品散見於《字花》、《素葉文學》，現就讀於臺灣大學中文所碩士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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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後遺──給健視人士‧看不見的城市照相薄》盧勁馳分享會 (許赫 X 盧勁馳＠有河book)

時間：10月25日（周日）PM  2:00～4:00
地點：有河book（出淡水捷運站沿河走3分鐘注意二樓）
主講人： 盧勁馳
對談人： 許赫
※活動免費，歡迎參加

書本簡介

《後遺》一書，收錄勁馳九年來的詩作共四十一首，分為「盲人自畫像」、「唯物主義的樂觀態度」、「定向」、「支離」和「時間的和聲」五輯，題材涉及對自身殘疾經驗的鬱悶、省思、自嘲，從個體的生存境遇量度城市的節奏，充滿落差的身體經驗，以及在他者面前的失語，或愛情。他認為《後遺》並非檢閱過去，「只可以是一樁現在的憾事，屬於我的障礙社會的盲點，屬於失焦生活不能詳述的原委，屬於企圖觸摸卻無法觸摸的現實所牽制對於繼續生存下去的焦慮…」

書內附有多幅友人為他拍攝， 代他拍攝，以及他親自按下快門的相關攝影作品，企圖在文字與影像之間，看與被看之間，看得見與看不見之間，經營一種足以滲透在正常與殘疾身體之間的語言、音色和情調。

於是後遺，就是一種情態、一份困悶，影像、字體與音節之間，那個你，與身體的缺陷，差一點就能觸碰的距離，一切取決於，你是否願意參與其中。

評論：

《後遺》這本詩集給我極深刻的觸感。我在〈誤認〉裡看見一個「不安於位又隨遇而安的靈魂，不斷從背光的生活學習詩的智慧，當然不需要任何同情分——要是你因感動而生起同情之心，他大概不會介意，但我勸你還是省些吧，誰有資格跟一個那麼睿智的心靈奢言同情？」那是「觸及那不可觸及的」，那是從沒觸及的觸及，在這本詩集裡幾乎是唯一的、也是永劫的主題：
— 葉輝

《後遺》一書在質疑視覺的限制之後，也更著意於探求另一種視野，另一種觀看的可能，這已經與生理視覺是否健全無關，因為它最終指向的是另一種創造的可能，穿越世界表象和照相簿式的記錄，成為更純粹的視覺語言象徵。 — 陳智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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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他者的可見與不見 (李智良 X 盧勁馳＠清大人社院）

時間：10月28日星期三 下午三點半至六點
地點：清大人社院C405教室
主辦：台聯大文化研究跨校學程、清大人社系文化研究學程、清大中文系、清大亞太／文化研究室、交大亞太／文化研究室

那是電燈瓦斯燈照射通明不見日月星河的白日白夜、機器化城市生活把血用肉之驅壓成模鑄部件、情感流向欲望流向與資本流向一樣籌劃無誤的時代，屬於我們的時代，要是有人在喧囂的市街中指著頭上裂開兩半的天說：「天裂開了。」或者在車站行人輸送帶上突然聽見血汗與淚滴往地底的聲音並指著快速向前的履帶說：「我們腳下有老弱傷殘的隊伍。」人們會怎樣理解他的嘆息、看不見的所指？

這無疑是一次有關「對話的可能」的對話，誰是誰的他者？如何靠近？一個「精神病患／作家」與「視障者／詩人」的書寫經驗，可以折射怎麼模樣的「我們」？而且，就像梅洛龐蒂所言，「當『能看』與『所見』之間，在『能觸』與『可觸』之間，在一隻眼睛與另一隻眼睛之間，在手與手之間，某種交融發生，人的身體出現了‧‧‧‧‧‧」

李智良，香港大學比較文學系碩士。其文字混雜不純／馴、執於字句的聲色觸感，帶有「按捺住又處於失衡邊陲的感傷」（陳智德／《信報》）。1999年自資出版中、英雙語詩歌／小說集《白瓷》(Porcelain，Exist Random)。2008年出版散文集《房間》(郭詩詠編，Kubrick/ 廿九几)，獲「香港書獎2008」，為精神科「治療」的無效與不人道立下存照，亦藉個人的「病歷書寫」，觀照城市住民、零餘者的存在狀態與情感結構，以「極清醒而又陷溺的文字樣態」（陳佩甄／《破報》）提出一種「病體」與後殖城市生活的辯證。
李智良現為「香港獨立媒體網」編輯之一。個人部落「處決1938！」，見： http://oblivion1938.com

盧勁馳，盧勁馳，筆名「不信」，香港大學比較文學系碩士生，詩人、作家。作品散見於《秋螢詩刊》、《字花》、《月台》、《詩網路》、《詩潮》、《城市文學》、《呼吸詩刊》等文學刊物。曾奪多個文學獎項，包括「城市文學獎」新詩組冠軍，「香港青年文學獎」詩獎。於2009年奪得第二屆「年輕作家創作比賽」，獲香港地產商展商資助出版個人詩集《後遺——給健視人士．看不見的城市照相簿》。
個人網站「不信的日光語」，見：http://mypaper.pchome.com.tw/clayton
《後遺——給健視人士．看不見的城市照相簿》(香港三聯,2009)書目資料，見：http://www.books.com.tw/exep/prod/booksfile.php?item=0010446473

造句練習（一）

「你咁樣屈人都得！？」
「係咁o架啦！」
「你咁都做到政府發言人！？」
「好出奇呀！」
「但係你o的公安打人喎！」
「搵食o者。」
「咁都無理由搵鎗指住人o架。」
「犯法呀！」
「唔通咁樣都唔叫犯法！？」
「好出奇呀！」

＊註：「係咁o架啦！」「好出奇呀！」出自黃子華棟篤笑《越大鑊越快樂》
「搵食o者。」「犯法呀！」出自黃子華棟篤笑《拾下拾下》

「我們」是如何消費天災？

從去年中國四川汶川大地震，到今年台灣八八水災，「我們」（香港主流社會／媒體）去報導、去消費天災的方法，其實沒有甚麼大的分別。前設是：由於這個地方是「中國人」(sic.)的地方，是「我們」的「同胞」，所以「我們」要辦不同的籌款節目，有錢出錢有力出力捐錢夠災。這個捐錢動作一如每年的歡樂滿東華，好像捐了錢就一切心安理得。

問題是，其實從去年的四川汶川大地震到今年的台灣八八水災，都是天災+人禍，而結果除了人命的損失、經濟的損失外，還有的就是文化的破壞。文化的破壞卻彷彿從「我們」之中不能聽到。查，去年四川汶川大地震的震央北川羌族自治縣，是全中國唯一一羌族（爾瑪族）的自治縣。事實上，不少學者以及非香港的報導(1)(2)都有從這個角度去切入，即對於這些非漢族的族群，他／她們面對的一重雙重滅絕，而需要重建的，是物質與文化上的，也就是怎樣搶救這些文化遺產。

香港TVB的記者，在報導台灣八八水災時，他站在災區，大意就是說高雄甲仙小林村這個地方，之前莫講話香港人，就連好多人台灣人都未必知響邊。我不知道他有沒有做過功課，或者資料搜集。查，高雄縣甲仙鄉小林村是台灣平埔族（較早漢化的原住民族）西拉雅大滿族人的聚居地，保存平埔文化做得不錯，每年農曆九月十五日會辦平埔夜祭，而且村內有小林平埔族館。Google一下，都會發現今次災情最嚴重的，不少是不同原住民族群的部落和聚居地；Google一下，也可以發現台灣有不少媒體報導(1)也會關注到這個人命和文化雙重受災的問題。

為什麼這個雙重受災，雙重破壞，需要雙重重建的concept會在「我們」中消失呢？是不是這無法納入「我們」的消費系統之內？因為既然要說到這雙重受災，「我們」必須面對到的，就是受災最嚴重的，都不是「我們」理所當然認為的「同胞」（「中國人」作為「漢人」或「華人」的同義詞）。不能納入「我們」這個消費天災系統的，「我們」自然放慢手腳，是故Who cares南亞海嘯和緬甸風災（至少care的程度遠低於汶村大地震，而且是不合比例的低）。面對這個真實，面對這個雙重受災，事實上我們應該更加要落力救災，但這個真實可能就是會使「我們」這個消費系統失語的地方。

老街

老街其實不算太老
比起最喧鬧繁盛的街道
它算是年輕
老街沒有承載城市的車輛
每年興建拆毀又興建的樓房
它靜靜躺在中間
每天人們如常出入
如常上班如常卸貨
如常

在老街的中央
生長一家雜貨店
店家阿伯做了四五十年
賣米賣茶賣醬油
賣廁紙賣蛋賣調味料
年前還有單車送石油氣
不過阿伯年紀漸大
除非在這條街
其他都不送了

雜貨店繁忙不算繁忙
靜不算無聲
反正幫襯的
都是附近的街坊
和學懂幾句粵語的移工
有時阿伯晚收一點
在等他的朋友
斬半斤叉燒喝兩杯酒
四五十年來
就這樣養活了他一家
也偶爾有兩三個學生
訪問阿伯做作業

這天，老街擠滿了人
這些人拿著攝影機
竄來竄去
拍攝樓房拍攝樓梯
還有信箱和街燈
然後有人擠進雜貨店
和阿伯拍照
更多的是拍他的貨

這天，老街擠滿了人
擠滿了看了今天報紙的人
報紙說雜貨店最後今天
人們只拿來攝影機
卻沒有興趣知道
雜貨店被加租五成
阿伯今天要早收店
博物館會派人來
拿店的門牌
準備兩年以後
再仿製一個
放在這裡開業的
連鎖土產店門口

二００九．一．三十一初稿
二００九．二．三凌晨修訂

(本詩獲2009年城市文學獎季軍)

邁向市區更新拆遷3.0，或，東亞寮仔部大會

邁向市區更新拆遷3.0，或，東亞寮仔部大會

洛謀、袁智仁（社區文化關注成員）

2008年12月15日，本文的兩名筆者參加了由市區重建局舉辦，號稱「邁向更新3.0」的「市區更新的模式與挑戰──亞洲經驗分享」研討會。筆者知悉，這場研討會是市建局委託香港大學羅致光博士團隊為「市區重建策略」檢討所做的市區更新政策研究的一部份；被邀請而來的亞洲其他地方專家、學者，是羅博士團隊做考察時的其中主要資訊提供者，而這份研究報告則會影響著「市區重建策略」的檢討。當筆者看到市建局終於用「更新」代替「重建」，原以為是一個進步：「重建」所代表的是在（因清拆而造成）荒廢的土地上，「重新」去「建築」，是一個在城市規劃上很落後的一個概念；「更新」所指的，則是有機的，有歷史脈絡的改造、轉化城市，強調是一整個過程，而非斷裂的片段。可是，當筆者參加完研討會後，卻以為自己去了「東亞寮仔部大會」；裡面的講者，除了台北的講者較多談及台北的都市更新脈絡、社區營造、社區參與規劃的方法與法規外，其他的講者多是從由上而下的行政角度，講如何「處理」舊樓，談論拆遷多於其他的都市更新方法。

拆遷迎「盛事」

這次來香港主講，中國大陸市區更新的經驗，分別有上海同濟大學的鄭時齡院士和廣州城市房屋拆遷管理辦公室（簡稱「拆遷辦」）主任、房地產經濟師劉志偉先生。上海將於2010年舉行世界博覽會，而廣州亦會於同年舉辦亞運會，都是拆遷的重災區，鄭院士和劉主任的演講中都不時點出盛事對城市更新的重要。

對於香港來說，上海的經驗也有一定程度上的參考價值。鄭院士說，上海汲取了拆掉三份之二舊建築的教訓，現在也逐漸強調文物保育的重要。他認為，文物保育不是重建中的「雞肋」，而是獨立於重建部門；舊建築和歷史也可成為城市的收入。1993年後，上海引入的總體城市規劃後，帶入「歷史大化風貌保護區」概念，保育不限於點，是以整區歷史建築作單位，鼓勵創意產業使用。鄭院士認為，上海最重要的是濱水地方，不論是蘇州河，還是黃埔江，都珍而重之，甚至可以拆卸濱水的高速公路於地底重建，把濱水地方釋放為可供公眾和遊客享用的公共開放空間；這方面值得香港效法。

然而，當被問及怎樣決定哪些是歷史文化區，和怎樣安置舊建築物的居民時，鄭院士則坦言土地是國家的，人一定要被遷走，沒有「留屋又留人」，只是把建築保留下來。或許是因為這些「人」（或在香港稱「既有的社會網絡」），在「國家」的眼中，使得這些老建築的價值未能「彰顯」出來。鄭院士在演講之初，自豪地向我們表示上海的高樓大廈，在密度和高度上，都超越紐約；原來，在鄭院士眼中，不論是重建還是保育，都只是一個給外國人觀看的窗口，只是為世博時穿上的漂亮衣裳。

世博將上海人的生活歷史換成建築物史，而亞運則加速廣州的拆遷。廣州拆遷辦劉主任在演講時，非常自豪地，在前一個星期，他參與一個全國的拆遷部門的會議，分享廣州的經驗時，全場掌聲雷動，他認為在全國中，廣州是「好超前」。在今次分享亞洲都市更新經驗的會議，作為負責拆遷的官員，他坦言只需要向市長負責，市長的目標就是他的目標，他希望「個個都燒爆竹咁〔搬〕出去」」。在演講中，劉主任強調自己是「依法辦事」，不會害怕被市民起訴，廣州市民只要給100元就可以告政府；劉主任說，他的原則是會聽民意，但又強調，一旦已決定的事，就一定會做，不會變更。

在問答環節，台下有聽眾指出，他在廣州家中的老人因全國運動會大興土木而被迫遷，一楝三層高的唐樓，賠償成為三間在不同大廈中的小單位，由於單位無升降機，老人家被迫困在這十多層高的大廈中，一年後來更中風致癱瘓。有三位不同發問者，都分別追問廣州政府是怎樣諮詢居民，劉主任都一一迴避，最後主持要求下，他說︰「我已經開新聞發佈會，還不夠嗎！？」；開新聞發佈會，加上派傳單的方法，就是他眼中的「諮詢」受影響的居民，這真的連基本的給予「資訊」也未必稱得上。報告中他說會拆除廣州城中村的問題，又有人問及住在裏面的農民工的安置，他指他們不是城市人，這是農村的問題，拒絕回答。原來「以人為本」，也要看看那個「人」是外國遊人，或是農民工；使人不得不問，重建和保育中的人在哪裏呢？都市更新目標又是甚麼呢？

保育唔關我事的首爾學者

與會分享首爾「都市再開發」的學者是來自首爾大學的Kim Kwang-Joong教授，他同時負責制定首爾市的市區重建、市中心規劃的政策。羅博士說，有關韓國的文獻和資料回顧，很多都沒有英文版本，他最初知悉和韓國市區重建相關的資料，都是透過Kim教授。在演講中，Kim教授談及首爾市政府近年多採用「市鎮中的新市鎮」模式，大規模遷拆市中心的住宅區，興建新住宅；然而，報告中，Kim教授既不贊同首爾重建的做法，卻又不清楚原本的居民搬到哪裡去，只知10%的居民可回到原區居住。

在問答環節，香港中文大學人類學的呂烈丹教授問Kim教授，似乎沒有提及有關歷史建築的保育問題；Kim教授卻說，他關注的是市區重建、市區再發展的問題，保育問題和他無關。這種說法真令筆者錯愕，在很多城市、很多國家，歷史建築保育和城市規劃、都市更新息息相關，譬如怎樣轉化歷史建築，怎樣在都市更新的過程中，指認出某些建築物為對地區有特別意義的歷史建築而不應拆卸；保育又怎會和都市更新無關呢？香港大學城市規劃的伍美琴博士問Kim教授，他的做法會不會過於由上而下；Kim教授則承認那是由上而下的規劃，並認為那沒有甚麼問題。

在最後的座談部份，Kim教授不但承認沒有進行社會影響評估，還盛讚香港的「careful」社會影響評估。筆者真的不明白，一份市建局職員隨時在早上七點鐘，阿婆還未睡醒穿著睡衣卻被敲門，要求做的一份沒有「想留下」這個選擇的社會影響評估，究竟有多「careful」？難道Kim教授被請來的原因，就只是因為羅博士的網絡中，唯一懂得英語的首爾學者嗎？筆者知道，檢討韓國都市更新經驗的國際學者其實還有不少，只要花一點時間，必然可以找到既有社區經驗，又有保育視野的學者專家。

日本研究48小時

羅博士團隊說，他們未能請到一個日本的專家、學者親自前來，所以就由曾去日本訪問的團隊成員、市區重建局分區諮詢委員徐永德博士主講日本的市區重建概況。在演講中，徐博士多次把責任推諉於翻譯，對方又未回覆電郵，來「解釋」自己的資訊不足；筆者真的不明白，香港大學明明有日本研究學系，徐博士大可拜託日研系的老師和學生，一起做這個研究。演講中，徐博士又透露，他和研究助理只是去了東京兩日，訪問了一些政府官員和發展商，然後就斷定日本社會傾向和諧，甚少抗爭；他說，即使是六本木這類型大項目，也只有日本共產黨在抗議；當他提及日共時，他是以輕視的態度，彷彿不知道日共在日本國會中，也有十多個議席，並非一個不足為談的組織。

台下有聽眾問徐博士，有沒有搜集和研究過日本另一種很重要的，由下而上的都市更新、城市保育的方法「町造」（machizukuri，即台灣所說的「社區營造」）時，徐博士承認自己沒有看過這些書，也沒有訪問過相關的學者和組織。該聽眾說，關於「町造」的書，其實香港大學圖書館也有。就筆者所知，近兩年出版，關於「町造」的書，至少有André Sorensen和Carolin Funck所編的Living Cities in Japan: Citizens’ movements, machizukuri and local environments與西村幸夫的《再造魅力故鄉》（中國大陸版譯名，台版譯名為《故鄉魅力俱樂部》）。西村幸夫教授是國際知名城市規劃的學者，曾任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國際文化紀念物與歷史場所委員會等國際組織的委員，其著作《故鄉魅力俱樂部》更記錄了多場日本各地的由反對清拆街屋開始的抗爭，發展至強調社區參與、社區充權、永續發展的社區營造運動。西村教授亦曾受龍應台教授所邀請，到香港大學進行演講；研究團隊要是用功、有心的話，要聯繫上西村教授之類的，重視社區營造的知名學者應該不難。徐博士這種連相關書籍也懶得看，48小時來回就當做了研究的態度，連本科生的期末報告也未必能接受吧；但他的研究報告，卻成了影響香港市區重建策略檢討的依據。

結語：難道檢討的結果就是不用檢討嗎？

聽完整日的研討會，很難不讓筆者覺得，這是一場鬥比爛的的「檢討」，很難不令人推斷，檢討研究的結果是原來香港做得還不算差，所以不用改善；對於一些其他地方做得比香港好的地方，如社區營造、社區為本的更新、某程度上的社區參與，羅博士和他的團隊卻一概以「文化差異」、「社會差異」這類不論人文學科還是社會科學都認為是較差的藉口，去「解釋」這些進步的措施，在香港較難落實。難道羅博士和他的團隊真的不知道，這些「差異」其實是制度上的不同多於「社會」、「文化」上的「差異」嗎？他們難道不知道這些制度上的不同，不是香港的限制，而是可以透過制度上的改變而令香港變得更好嗎？羅博士又一直在說，香港的社區比較弱；但這是事實嗎？有哪個地方的社區凝聚力，不是在面對危機是有所加強呢？筆者不明白，為甚麼羅博士的團隊，不去多提及一些世界各地做得較香港好的都市更新事例，例如台北的講者所提及的社區規劃師制度、社區營造，又或者紐約蘇豪區之類的舊城復興呢？難道亞洲經驗分享，真的只能鬥比爛？香港市區更新的檢討方向，就要被這份有這麼多遺缺的研究所壟斷嗎？難道香港要邁向的市區更新3.0，真的會變成市區拆遷3.0？難道真的是讓市建局繼續做一個炒地皮的寮仔部？

（刪節版刊於2009年1月10日的《明報．世紀版》）